7月4日下午，老赵将街头收废品的小金叫进了小平房，他打算把桌上那台电脑卖掉，“这房子早晚要搬，这东西放这太碍事”。

　　赵师傅家与张长福相邻。1994年3月，他花五六万元从张长福手里买了4间房。当时他和朋友在村里开饭馆，由村长等人作保，和张签订房屋买卖协议。随后赵与女朋友葛某共同住进那4间房。

　　2004年12月，张长福将赵、葛二人诉讼至法院，依据乡政府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要求确认二人居住的尚家楼村2号东西厢房为自家所有。二人认为，张长福当初是将房产抵押给他们抵账，现今拆迁估价80多万，原告起诉没有道理。

　　庭审中，双方各执一词均未向法院举证。法院随后判决被告赵某、葛某居住的诉争房产所有权归张长福所有。“法院不判决，我也承认这房产所有权归他张长福。”老赵说，该判决仅是对诉争房屋的确权，并没有否认他拥有使用权。

　　赵还拿出了1994年3月15日签订的协议，上面称：张长福由于生活困难，多次向赵借钱急用，年久无力偿还，自愿以房产抵偿，赵得到房产后不再追究欠款。同时约定，在国家征用土地情况下，张在不影响自身利益前提下，向征地单位提供有说服力证词，房产作价归赵所有。但该协议中并未说明金额数目。

　　老赵说，以前从没有人跟他谈过拆迁补偿的事，直到今年初朝阳区市政市容管委会的熊主任与他交涉，提出每人补偿100万腾房。最终葛拿了100万搬走了，而老赵不想要钱想要一套房。“您说现在100万在北京能买啥？买萝卜白菜是够吃一辈子，但买房只够买个厕所！我总不至于住在厕所里吧？”

　　老赵的坚持背后还有个活榜样——对门原来有个小刘，也和他一样买了当地的房。房主后来后悔了，把小刘告到法院，小刘输了官司但并没有搬走，最后拆迁时开发商补了小刘钱，小刘用补偿款买了两套房。“您想想，两套房子现在是什么价？只给我100万？我不干！”

　　年届50岁的刘淑萍和妹妹刘淑荣就住在张家南边四间平房里，与张长福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刘家在房子里有一平方米大小的卫生间。

　　刘淑荣说，她们姐妹俩原本就是太阳宫乡村民，“原来是四大队一小队，9代都是太阳宫人，到孩子就是第十代了”。上世纪80年代左家庄拆迁，政府给她家安置了不到40平方米住房。随着家里人口增加，1994年她们花了65000元从张长福的弟弟张长友手中买了4间房，签协议的第二天，姐妹俩就把户口转到了尚家楼村2号。

　　起初几年都相安无事。2001年，张长友听到拆迁风声，就去法院起诉了刘氏姐妹。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原告张长友返还被告刘淑萍购房款6万元，刘淑萍腾还诉争房屋。

　　刘淑萍不服判决，遂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中院终审判决中维持区法院关于相互退还财产的判决，但亦作出一项很关键的变更：刘淑萍逾期不腾房，则按每月三百元的标准支付房屋使用费。

　　随后，张长友退还了刘家6万元购房款。刘氏姐妹认为，中院的终审判决确认了她们对于该房屋的使用权。

　　就这样，刘氏姐妹自2001年10月起，拿回了当时购房款6万元后，依旧享有房屋的使用权，而且自2005年5月起，也不再支付每月300元的房屋使用费。

　　这场官司打了7年，法院的判决书也有7份。但2003年拆迁政策却只针对房主补偿，跟使用者没有关系。

　　根据刘淑荣的说法，当时跟她们同时一起来这买房的农转居村民A，也曾被原房主起诉打官司，和她们同一个代理律师，在同一个法院判决，都认定原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但A就得到开发商的补偿款，当时A买了一套三居室和一套两居室。“你问我为什么他家就得到补偿？人家位置好啊，开发商等着用那地儿盖楼啊，我们这个位置开发商用不上啊！”

　　直到2009年7月中旬，受委托的拆迁公司才第一次找上刘淑荣的门，起初开始吓唬说：像你们这种情况给你们二三十万你们走人，遭到刘淑荣拒绝。“我们倒想不坚持，我们有地住吗？2003年50万元就能买两套两居室，我们两家应该就是四套两居室。”刘氏姐妹此种想法自然有她们的依据——与她们一路之隔的兰子、小侯夫妇，同样也是从村民手里买的不到20平方米的平房，就是因为开发商要用那块地盖楼，所以2004年底得到58万元补偿款，按当时房价买两套二居室应该没有问题。

　　今年春节前，朝阳区市政市容管委会一个姓熊的主任找过她们姐妹俩，同意一家给100万让她们腾地儿，“百姓还能求什么？安居才能乐业。你给我一百万，我住大街上？我还害怕人家给我抢了呢！你想想我们能买多大房子？两家200万只能买80平方米，您说说，两家6口够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