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理工科毕业生的“大学抉择”

　　统一招生的局限性在学生和高校这对“婚姻主体”之间设置了分数这个障碍物，于是，接下来，不管爱与不爱，适合与不适合，学生与高校之间都必须长相守，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储朝晖读大学的时候，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说法，叫“专业思想不牢固”，如果你不好好读书，或者是在学习本专业知识以外，过多地钻研了另一种兴趣爱好，都有可能被贴上此类标签。因此，在储朝晖看来，现在不少高校给了学生转系、转专业的机会，算是前进了。

　　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呢？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提出“天性为是”的概念，认为天生的东西就是符合内在规律的，外在强加给人的东西是不符合内在规律的。在储朝晖看来，中国教育之病根在于，本该属于每位教育当事人的权利被剥夺，层层上收，学生难以成为真实的学习主人，教师难以成为教学的主角，以致千人一脑，千校一面，“我们现在要改革，就是要把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作为学校教学的依据，而不仅仅是把上级的行政指令作为依据，忽视学生的成长发展需求。”

　　不少人还记得，中国教育史上曾经出现奇迹：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过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中，竟有9人师出同门。这位名师叶企孙，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始人，清华大学长期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

　　当年叶先生创造的奇迹在现在看来像是个神话，但若深入探究叶先生的教学方式，就能发现其中的奥秘。我国光学科学的奠基人王大珩是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的，那一年全国有2000多名学生报考清华，录取名额为340余名，录取比例为7：1。当时清华物理系是热门专业，叶先生亲自面试报考物理系的45名学生，最后录取了24名，而毕业时只有10人。叶先生不仅招生的时候亲自面试每个学生，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每隔两周就要和学生进行一次单独面谈，了解学生的特长并采取相应的教学措施。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陆亭1980年考入郑州轻工业学院，学习机械制造专业，据他回忆，虽然是本科学习阶段，但无论是基础课的教学，还是专业课程的学习，每个阶段的训练都非常严谨，尽管面临着成本的压力，但练习加工的时候，他们依然拿真正的金属练手，“记得一次做实验，一百个零件摆在我们面前，每个零件都要反复研磨三次，再达到很高的精度进行误差测试。”马陆亭说，实习的时候，他就会开机床了，“即使毕业后马上进工厂，我们也不会怵头。”

　　王尧读了4年中专后，2001年起在北京联合大学读大专，然后升本，他学习的是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在他看来，从专业知识和实践的角度来说，大学老师对他的帮助甚至还没有中专老师大，“中专的老师很多都是从工厂里出来的，对企业需求比较了解，而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学与用方面的脱节，实际上从教师安排和课程设置方面就开始了。”王尧至今还记得，学校里的一位老教师曾经无奈地说，像机械制图这门课应该至少学一年，每周4个学时，机械工艺这门课没有两年更是连皮毛都学不透，“但这些课往往都被压缩了，专业课不像以前学得那么深了，一些有利于拓宽思维广度的课程被加了进来，例如现代制造技术、工业机器人，我还学了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会做网页，还持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数控机床操作工职业资格四级证书。”

　　尽管在自己的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领域内浸泡了9年，但王尧在迈出校门后还是从事了一份与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但他已经算是幸运儿了。2006年，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激增至413万，与2005年相比，增幅达22%。那年的六七月份，中国有多少像王尧一样的年轻人，从象牙塔走出后，脸上却写着茫然。

　　大学还能改变命运吗？

　　从上幼儿园，到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再到上高中，参加高考，继而上大学，对于这些“天之骄子”们来说，每个环节的输入端都恐落人后，竞争异常激烈，而当他们踌躇满志地站在最终的输出端口时，才发现异常冷清、乏人问津。

　　薪酬一直被喻为大学生就业理性程度的“风向标”，“2006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有66.10%的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只有1.58%的学生为了职业理想可以接受“零工资”。而《2010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则显示，有18%的被调查者表示 “愿意”接受零月薪。

　　调查显示，有59.1%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的课程设置不合理，其中50%的用人单位明确提出当前大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不合理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制约因素。

　　大学一直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场所，而今，当大学过多受制于统一招生制度、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专业学习深度不够等综合症并发的时候，大学还能改变人们的命运吗？

　　河南农民滕振国，在自学数载后，38岁考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却遭遇求职难，最后生活、工作又回到了原点。“知识没有改变命运”曾一度让滕振国感到很无助，他坦言，“考上时，真的没想到过会再回来。”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就业率倒挂也成了一种并不罕见的现象，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比不过职校生。

　　“就业率倒挂的现象很不正常。”储朝晖认为，“这说明研究生的招生量与社会实际需求以及高校的培养能力都没有很好的结合，许多人考研是学历导向拉动的结果。一定要让教育回到本位，有一句话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历只是给别人看的，而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一个人的素质。”

　　在胡瑞文看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阶段了，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也由过去的主要培养高级人才转变为包括高、中、初级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在内的各级各类人才和教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定位，要更多地降低重心，眼睛向下，面向基层，生产第一线，县镇和农村培养各行各业的建设者。而现在太多的大学将自己定位为培养精英和学术型人才，但我国大学、科研院所每年所需要的学术型人才不到10万人，每年流入社会的却有50万研究生和300多万本科毕业生。“我认为高校扩招以后，不少学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许多毕业生的期望值都是与现实脱节的。”

　　大学的失衡实际上是所有教育阶段累加的失衡。高等教育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让人们能够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上去审视教育，“在经历了世纪之交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和世界规模第一的突破，进而转入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新时期。”马陆亭告诉《小康》记者，高等教育到了一个提升质量的阶段，也就是以特色取胜的阶段，应该鼓励不同学校采取不同的办学模式，在教学模式上形成差异。

　　未来，中国高等教育路在何方？按照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的说法，应该是：“大改革、大发展”之后要有一个“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