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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的“斡旋”
朱宝岐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做生意中规中矩的他寄望王治国出面协调，并表示解除合同后，可以无偿支付600万元给郭红安作为补偿。几百万元显然满足不了郭红安的胃口，他坚持“如果合作不成，朱宝岐至少要赔两三千万”。
有着丰富调解经验的王治国，本应站在公正的立场解决问题，但他获悉了6500万元的来龙去脉后，也动起了 “脑筋”。他向郭红安表示，“我给你帮了忙，你还不给我二三百万?”
“放心，事成后少不了你的。”郭红安建议王治国向朱宝岐施压。有了郭红安的承诺，王治国的天平开始失衡。
“大不了打官司，个把月把合同解除掉。”在一次通话中，朱宝岐表示，难以接受郭红安的要求。
“老朱，咱俩可以打个赌，你一年内能把这个案子拿下，你在陕西就是名人了，你在陕西混得就可以了。不信，你输100万元，我输200万元;你输200万元，我输300万元……人家到时耗都耗死你。”王治国深知朱宝岐背着高息贷款，故意如此 “敲打”。这段通话听起来是 “打赌”，但对比二人悬殊的官、商身份，朱宝岐的压力很大。
在案发后陕西省有关部门掌握的相关材料上，记者看到了王治国和朱宝岐之间的对话——
朱：那6500万元，是他(指郭)想黑天津的钱，是昧良心的钱。
王：这个不关你的事。你不管黑心不黑心，人家不怕挨刀、敢使坏，该挣还要挣嘛。
朱：现在等于性质变了，纯粹是敲诈了。
王：敲诈吧、洗钱吧，都是你自愿的了。
朱：他(指郭)敲诈、洗钱跟我有啥关系?咋成我自愿的了?
王：你给人家打条子了嘛。我见你条子了，你给人家打的条子嘛。
一方面，是政府高官的“大力”协调;另一方面，是郭红安的强力威胁。双重压力之下，朱宝岐妥协了。
2008年5月23日，朱宝岐与郭红安达成解除合同协议：由朱宝岐赔款3000万元，郭红安驻矿期间，花费50万元，朱宝岐分期共支付郭红安3050万元。
合同解除后，朱宝岐先走了，王治国对郭红安说：“我给你们跑前跑后的，你得给我表示一下。”6月11日，朱宝岐给郭红安打款1500万元，王治国得知后，当即给郭红安打电话。6月12日，郭红安给王治国儿子的卡上打了200万元。
贪欲膨胀的恶果
失去了天津公司的6500万元，却敲得了朱宝岐的3050万元，但郭红安并没有就此收手。
2008年6月初的一天，白小红来到郭红安办公室汇报：“在咸阳找到老朱了。”
“有人做吗?”郭红安问。“找的是青海人。”白小红称。
“就这样办，做这事注意点。”郭红安吩咐。
此时，朱宝岐与郭红安已经解除合同了，但郭红安并没有告知白小红并制止他的行动，他有着深层次的考虑，余下的1550万元，朱宝岐如果不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付清，价值30个亿的南家咀煤矿到时就是自己的了。
2008年6月10日，白小红和同学赫四小在西安土门附近一个宾馆住下。白小红给了赫四小2000元买了一把刀、一部手机和两张手机卡。从这天晚上起，由白小红在西安坐镇指挥，白必合负责“踩点”，赫四小每晚赶往咸阳朱宝岐住处附近潜伏，并伺机作案。
6月15日凌晨，赫四小守来了朱宝岐，凶案由此发生。当天，在回咸阳的汽车上，郭红安打电话询问情况，白小红说“事情办好了”。6月18日，郭红安支付了白小红180万元雇凶杀人费，赫四小分得了90万元，白必合获利9万元。
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发现，案发前，白必合以 “送煤”的名义曾四处打听朱宝岐的住所，案发后，农民赫四小突然暴富。
2008年11月，咸阳警方兵分多路，将白小红、赫四小、白必合等抓捕归案。
难以想象的是，仅在朱宝岐遇害后的第三天，郭红安再次派人进驻南家咀煤矿，直至朱的家人按解除合同协议付完余下的1550万元，郭红安才下令撤出煤矿。而郭红安也一直未归还南家咀煤矿土地使用证，直至他到案后，朱的家人才得以拿回。
“180万元，这是我国目前雇凶杀人金额最高的一起案件。郭红安曾有过辉煌的人生，在当地是响当当的政治人物，但贪婪使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在敲诈被害人3050万元后又雇凶杀人，性质极其恶劣，应当依法从严惩处。”咸阳市检察院公诉人王纪江告诉记者。
记者获悉，王治国在担任子长县副县长期间，因在组织抗洪救灾、煤矿抢险中表现突出，多次受到省政府的表彰。在担任延安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期间，被评为全国信访系统先进个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优秀官员，也因为贪欲的膨胀，最终毁了自己的前途。记者 吕贵民 通讯员 建军 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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