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的家庭。小时候，爷爷总喜欢领着我去药房里面认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也会搬一些中药材出来晾晒。慢慢地，我对这个行业有了深厚的感情，我知道，这是爷爷所期望的。

　　在旧社会，曾爷爷曾经是方圆50里闻名的名医，有一所敞亮的宅院，每次出门行医都是坐着轿子去的。“文革”期间，曾爷爷被安上了“地主”的帽子，又因为他的长兄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家族的成分都不好，所以在文革中就没了。

　　爷爷继承了父辈们的意志，从年轻时候就开始行医，他只希望能一生造福乡里，为父辈们的“所作所为”赎罪。可是，直到去世前，他依然不解曾爷爷为什么会成了地主，因为家里所有的钱财都是行医得来的，也没有富裕到开几家大的药堂，可以掌控人的生死的地步。

　　中年时候，爷爷被我们镇上的卫生院收编了，那里大概有100多位医生。吃上了公家的饭，无论怎样，这在当时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那个年代，医生和工人一样，捧着铁饭碗吃饭，让很多人羡慕。

　　后来，我的父亲子承父业，也进入到了这家卫生院工作。在80年代初期，一月18元块钱的工资，但也可以保证一家人衣食无忧。因此，我从小是在医院里面长大的，印象中医院大灶上的哨子面很好吃，我4岁时候吃了3两面，结果拉了3天肚子。

　　1987年的大年三十，我对那一天记忆深刻，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开始害怕医生这个行业。那天晚上，一个病人跑到医院去，指责父亲的一位同事没有好好为孩子看病，激烈的争吵中，他拿一把水果刀刺在了那位医生的嘴上，刺穿了他的面颊，鲜血流了一地。

　　我被吓坏了，父亲把我藏在医院的宿舍内，反锁上了门。可是，那一幕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很惊恐。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残忍地画面。

　　后来，习惯了很多。爸爸所在的乡镇卫生院，它就像是一个是非场，每天很多人来，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大概在1993年间，一位漂亮的在刚刚从卫校毕业的护士姐姐，因为打针时候病人不知道为何昏倒，虽然最后有惊无险，但家属赶来拽着她的头发，按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用脚踩断了她好几根肋骨。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开始意识到这个行业的无助和辛酸，看得多了，有时候不是麻木，而是一种憎恨。可我理解父亲，这本来就是他一生的志向，当然也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卑微地存活着。

　　2000年我高中毕业，到了该考大学的时候，父亲坚持让我报考医学院，我放弃了，后来学了法律。父亲被我和母亲一起说服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孩子将来卑微地活着——替人看病，还要受人责难，何必呢?

　　填报志愿的那一夜，我看到父亲房子的烟一明一暗，就这样持续到了凌晨。至今，我没有从事医生的行业依然是父亲的一块心病，常说的是：“我们家五代行医，到了你这一代断了。”

　　我不后悔，也许医生在大城市的医院里是有地位的，但是在小城镇里，一定是弱势的一方。最近的几年，电话里父亲总是和我说起医院里各种各样的医疗事故，最多的是打针时候病人突然“休克”，或者是产科大夫替人接生时难产，没有保住大人或者小孩。而这些总称为被殴打、赔钱的理由。

　　这时候，总让我想起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像《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等，都是被迫丧权辱国的东西。每年回家，我都劝父亲一定要谨慎小心，或者不要给一些摸不清底细的患者看病好了。因为，也许你只是帮他开了一次治疗眼睛的药，可是他拉了肚子也会打上门来。这样的事情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农村人没钱去做检查，但往往身上病又很多，打针吃药本来是治这个病的，可稍不留神他那个病就又犯了。这都是医生的责任。”父亲说。

　　医院里规定医生开出的处方价钱高，到了月底就可以拿到一部分提成，可是，父亲从来不这样做。农村人都没钱，能不挂吊针就吃药，吃药还给开一些最便宜却很实惠的药，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父亲行医的原则。

　　例如克感敏加甘草片，几包药就能治得了感冒，花费不过几毛钱。而往往一些医生会给开一大堆的新药，下来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这个行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风气已经变得很坏了。有些医生不是为了病人服务了，而是一心想着挣钱。”自从我当了记者，父亲闲时也会和我抱怨一些行业的丑闻，但可惜的是，我无能为力。

　　“总要让自己底气硬起来，业务过硬，不收人黑钱，在哪都不会被人戳脊梁骨。”在浙江温岭杀医案后，父亲打电话来和我讨论说：“我们管不了病人，可是可以约束自己。”

　　还有5年，父亲便可以退休了。虽然他不愿意承认，可是，我知道安全退休一直是他的愿望。这么多年，他在这个行业中也疲惫了：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被叫醒，每天吃饭时间总会有病人来找他，还经常担惊受怕一些未知的风险。

　　他经常会和我聊起曾爷爷，言语中透露着羡慕的口气：“那个年代，医生在方圆几十里都被叫做大善人，治病救人受人尊敬，那是多好的日子啊!”

　　文/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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