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泽东乘坐BJ212检阅，这种车成为地方领导的座驾
从“帆布篷”到桑塔纳
上世纪60年代末，许建国在榆林部队服役，他见过的最好的公车是伏尔加。他回忆说某年夏收期间，部队帮当地老百姓割麦子。有人大喊说汽车来了，吆喝大家去看热闹，正在割麦的人纷纷扔下镰刀往乡政府跑，院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后来才知道是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来榆林检查夏收。
许建国至今清楚地记得，黑色轿车的司机是个中年人。省委书记在一边和老百姓说话，司机用袖子擦汽车的倒车镜，擦一会儿然后张着嘴巴往上面哈气，哈完了继续擦。让许建国没有想到的是，几年后他调回西安给部队首长当秘书，首长的车也是一辆黑色伏尔加。第一次随首长坐车，他紧张得都不知道手往哪里放，正襟危坐都不敢大声喘气。首长笑着说，小伙子放松点，可以靠着休息。
许建国后来任职团级干部，这期间他的公务用车一直是不固定的帆布篷，一直到1990年转业到西安市教育局，才改为一辆红色桑塔纳。这辆车一直伴随他到退休。
在陕南当教育局长的楚光明回忆说，1987年他到西安开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当时陕西省民委主任坐的车，那是一辆很破旧的黑色上海轿车，“当时也能见到省级领导，他们多数坐的都是伏尔加，也有上海和尼桑。”
1989年，楚光明调到陕西某厅局办公室工作。他说该厅局当时只有三辆车，一辆上海牌，一辆拉达牌，一辆旧尼桑还是一位副省长退下来的车。该局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才新添了一辆桑塔纳。
今年79岁的杨师傅曾在西北局、陕西省委等部门开车多年。他说在过去，公车数量少，形成了一套比较严格的自我约束管理程序。他举例说，当年有个省上领导的家属在东郊某学校工作，学校给教职工分了一些土豆。领导不知道该咋办，于是他给领导建议，说改天有工作出行时绕道拉回来就是，结果被领导狠狠批了一通。最后还是领导的儿子骑自行车去东郊把土豆驮回了家。
杨师傅认为，当年社会对公车之所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见大，原因是数量太少。一旦出去“办私事”，很容易被发现并造成不好影响。
在杨师傅的印象里，公车数量剧增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县上的帆布篷换成了桑塔纳，市一级的伏尔加、上海牌换成了广本……
杨师傅坦言，这些年公车数量剧增和“公车私用”泛滥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对公车的深恶痛绝。
“车数量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但影响却越来越坏！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和研究。”杨师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