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腊月二十七日晚上，跟往常一样，印叔不到十点就早早地上了床，第二天早上，却再没有穿上棉窝窝。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请你商量事。到蛇年腊月二十八，就是印叔的七十三大寿。这个坎儿，印叔硬是没过得去。

　　印叔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是个“人物”。

　　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印叔在俺西安北郊，那可是个“传奇”，也是有不少“粉丝”的。那个年代，西安北郊，有好多吆马车的，人称“车把式”。“车把式”数百上千，可能被尊为“大把式”的，据说掰手指数，数不到6个7个。印叔，则是这6个7个里数一数二的.。

　　“文革”前，我才是村东小学哇哇背课文的娃娃时，便听村里大人津津有味地传颂着印叔吆马车的种种“传奇”。

　　据说，印叔赶马车在路上和别的车把式路遇，别人给印叔让烟，都是朝天空一掷，或往地上一撂;说时慢那时快，只见印叔稳坐马车辕上，大鞭啪地一声脆响，那鞭稍儿如大象鼻子一般，伸向天空或土路上，灵巧地将小小的一根纸烟卷住，收到眼前，用手捏住。据说，不管白日夜黑，若路两旁庄稼地里，如果突然蹿出一只兔或一尾蛇，只要大鞭稍子够得着，印叔一鞭过去，兔或蛇保准一鞭毙命，成了赶车人们的午餐或晚餐。

　　印叔的这些事儿，这里我只能用了好多“据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咱没有亲眼见的事儿，只能“据说”。

　　1970年春，我16、7岁时，在中学挖了几年“地道”，便算初中毕业，返乡回村，成了一个“吆牛后半截子的”。说是“吆牛后半截”，因自己打小体弱多病，浑身没有几两劲儿，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对骡子呀牛呀马呀的，见了都是有些怕怕的，更甭说吆呀赶呀的。

　　怕啥来啥。这年盛夏的一个黄昏，队长旺子叔家来，派我第二天跟印叔的大车去新房浐河拉一天砂子，说法他妈把法死了，实在没法咧，人手实在拉不开栓儿咧。我知道，当时村里不少干农活好的人，都见不得我，望子队长也一直不待见我。这回非让我干这力不能及的跟车活，分明难为我，想看我的狼狈。

　　跟车的，第一件事是早早地到马号里备好草料，把骡子拉出来套车。天麻麻黑还未亮，我早早地就到了马号。幸亏妈知道我干不好这技术活，夜黑里给另一个车的跟车的牟子哥一包海河烟，求他一路照顾我，帮帮我。在牟子哥帮衬下，终于在印叔夹着大鞭子，伸着懒腰过来时，我们的三匹骡子刚好套好。

　　看跟车的是我，印叔有些诧异：“影儿，咋是你?”我苦苦地挤出一丝笑，没言语。印叔自语：“这把他的，这望子想啥哩-----”，摇摇头。

　　东边将将发白，我们的4辆马车就上路了。我刚跳上印叔对面的车辕上，印叔就给我来了一句：“去去，坐车后尾巴上去!”

　　不大工夫，邻村的几辆马车和我们汇合。排成一溜儿的车队，马蹄踏踏，穿过当时西安北郊唯一的一条柏油路—“18路”，继续向有着鱼肚白色的浐河方向悠然行进。

　　夏日清晨，天气尚凉爽，路两边的树丛、水沼，不断有鸟咋咋的鸣啼。这时，高坐在马车前辕上的印叔，似乎才睡醒了，灵醒了，连甩几个脆脆地响鞭，竟然唱起眉户《梁秋燕》：

　　秋燕哎，对我，有，情义——我有心把婚姻当面提，又怕她不愿意——

　　《梁秋燕》，是我村50年代排演过的一个眉户戏，至今村里大多老人都会唱。可我从来没听印叔唱过，且唱得那么好。印叔唱了男声再捏着嗓子唱女声。男女对唱中，不时夹杂几声“喔喔，得儿起“的吆喝“头牯”声---

　　火球似的日头，毫无征兆，腾地一下子就从鱼肚白里蹦起来。哗啦一下，毒毒的日头就如开水下泼一般，且白晃晃的晃得人得眯眯着眼。马车队的人，都立马脱成了精身子。车把式们，大多扣上了竹编的草帽儿，戴上“墨窝子”，而跟车的，则多是一顶或新或旧的大草帽，草帽下，一条脏兮兮的旧毛巾，耷拉着盖在脸上，遮挡住直射在脸上的阳光。

　　印叔与众不同的忒色。他竟然从车辕下摸出一顶烂旧到极致的木把油纸伞，伞上的油纸早已破碎，上面盖缝着一层花不棱登的尿素袋儿。就这伞，朝车辕上一插，遮挡住毒日头，印叔依然悠然悠然地晃荡着二郎腿儿，美滋滋地甩着脆鞭儿，美滋滋地有一声没一声的继续捏着嗓子唱他的《梁秋燕》：

　　那一天呀，那呀么那一天—;相亲呀相爱呀—多呀么多喜欢----(未完待续)

　　文/ 风过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