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次特赦：毛泽东建议刘少奇颁布主席令

　　陈赓陪周恩来和部分特赦人员、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等黄埔师生在北京颐和园介寿堂合影留念 。

　　在第一批特赦的战犯之中，大多是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而作为伪满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也在这次特赦之中。当中国政府特赦首批33名国内战犯的决定公布以后，海内外的反应比三年前释放日本战犯时更加激动人心。因为当时的台湾当局仍然与大陆隔海对峙，蒋介石甚至还不时通过国际传媒叫嚷要“反攻大陆”，而中国共产党居然在此时对国民党在押战犯宽大为怀，实在令世人为之震撼。

　　紧接着，对第二批50名战犯实施特赦，其中国民党战犯45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在45名获准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出现了范汉杰、李仙洲这些战场上的强硬人物。

　　第三批特赦战犯68名，其中国民党战犯61名，伪满战犯7名。第三批名单中出现了廖耀湘、杜建时等战犯的名字。

　　第四批特赦战犯35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

　　从1964年12月到1966年4月，又先后释放了第五批和第六批在押战犯。第五批释放53人，其中国民党战犯45名，伪满战犯7名，伪蒙战犯1名。第六批57人，其中国民党战犯52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共有改造好的296名国内战犯获得了新生。

　　1975年3月，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

　　第七批特赦国内战犯293人，与以前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全部释放。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66年至1971年这五年间，关押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尚未批准释放的国民党及其他国内战争罪犯，不仅没有继续因其改造状况得到审理或释放，甚至还有一些战犯因年老体弱不幸病殁的情况发生。越来越多的《情况反映》摆放在周恩来的案头，让这位为国殚精竭虑的总理倍加焦虑。

　　1971年5月，周恩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呈送的《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告》上批示：“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标，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亡，每年增长。66年1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两个月死3人。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而辽宁省革委会人保组报告，对有重病者(13人)并无急救治疗方法，对其他130名犯人也无紧急防治，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派去的人也只为挖‘活材料’，一句话也未提到如何改造得好。应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外国战犯特赦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给以生活出路。”

编辑：胡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