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朋友圈传谣”，法律防治正当其时

　　作者：朱四倍

　　8月底获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已于11月1日正式实施，一些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备受关注。其中，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众对网络上的虚假信息特别是网络造谣深恶痛绝，但此前由于法律的不足，不少人无可奈何，不仅防范困难，而且对自身和社会造成巨大伤害的谣言也无法进行法律救赎。因此，“朋友圈传谣最高可判7年”不仅是对造谣者的提醒，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正当权益的有效法律武器。

　　从广义范围来看，在互联网上运用计算机专业知识实施的犯罪行为就是网络犯罪，“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就是明显表现。隐蔽性强、危害性大、防范困难是其显著特征。尽管在信息时代，信息属于公众，但如何运用好信息却是大课题，并非单凭美好的愿望就可以让信息为公众和社会造福，这就需要法律的介入。网络是中性的，既能造福人类，也能祸害人类。

　　更何况，当下的网络发展有两大特征。一是网络不单具有虚拟性，而是开始向现实性转化和过度，也就是说，网络行为不再单纯是虚拟行为，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意义，个体必须为自己在网络上的言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接受相应道德评判；二是网络不再是单纯的信息载体，越来越多地具有了生活平台的特征。互联网已经高度商业化和大众化，随着新媒体的出现，网络由提供娱乐、信息服务向提供生活平台延伸。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法律不可能缺位，“朋友圈传谣最高可判7年”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明显可见。造谣者和有意传谣者往往利用人们对神秘的东西充满好奇心，加大谣言的扩散动力。当传播者加上“这事千万别外传”、“这是内部消息”的由头，谣言的吸引力和传播价值就更大，这在网络上表现特别明显，造成的危害也大大超过传统社会中的谣言，法律不能熟视无睹，“朋友圈传谣最高可判7年”有着正当性。

　　《刑法修正案(九)》出台，网络造谣等行为要负刑事责任，是对“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的最好诠释，体现了民意和时代的要求，也未尝不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补课”行为。正如新浪微博社区管理中心运营经理尹雪赓所说，此次调整，既让相关判决更有依据，也可以减少判决上的争议。必须认识到，利用信息网络散布虚假警情等信息，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而不仅仅是行政责任或者简单民事赔偿责任。

　　网络犯罪大量增长与网络犯罪门槛大幅度降低，网络犯罪开始由精英犯罪演变为平民犯罪有关。无论从时代变化还是从民众要求来看，建立全面的、有效的、结构严谨的新的法律体系来整治网络环境十分必要。立足于社会变化，一般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犯罪是与社会和时代变化相联系的现象。美国学者斯皮内洛在《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指出：“社会和道德方面通常很难跟上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抓住信息时代机遇的同时，却并不总是能意识到和密切关注各种风险，以及为迅猛的技术进步所付出的日渐增长的社会代价。”对时下的人们来说，要想拥有美好的网络生活，保障网络带来的便利落地，仅仅靠道德和教育的劝戒已经难以凑效，也不能实现对网络犯罪的内化控制和防范，因此，就应从教育、道德和法律的多个方面入手，使公众和社会从根本上建立起防范网络犯罪的屏障。（朱四倍）

编辑：秦一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