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尧熙：拖稿这种事，大家都能理解

　　胡尧熙 2005年加入《新周刊》，现在创业中

　　不用怀疑，我肯定拖稿了。

　　我没有羞愧而死是因为我相信有人陪我，这一点也不用怀疑。

　　如果拖稿要枪毙，编辑部应该集体死亡过很多次，不过在下厂后的第二天，我们会整齐复活，等到下一个截稿日再死。

　　常年拖稿，还能养活自己，这种体验堪称黑色励志的典范，可以单独出一本厚黑学。它说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和博彩有相似之处，充满了随机性，而《新周刊》的编辑记者全部中了头奖，把人品和运气都用来给这份工作开光了。不然凭我们的德性，去其他公司分分钟会饿死。不过，我还是很难解释，为什么拖稿的同时又要熬夜赶稿，这是个复杂的哲学问题，关乎到矛盾的统一性。

　　2005年，我刚进入《新周刊》时，拖稿还只是一种个人体验，大家都拖得心照不宣，脸上还要若无其事，不会广而告之。到2014年我离开《新周刊》时，分享拖稿心得和交流经验已经成为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的一环，身为有尊严的人，我们肯定不会把它写在编辑部制度里。

　　在我的记忆中，编辑部出台过很多制度和规范，都收效不大，通常是那些没有被写进制度里的条目，我们都会执行得很好，比如按时打机打球，按时在跑步机上操练肺活量。面对这种极端情况，如果领导冷血一点，就该把办公室改造成血汗工厂的车间，把我们变成流水线上的工人，除了写稿没有其他人生项目，每个人每天有三分钟的上厕所时间，超时就要鞭刑。不过，一旦他们这样做了，我们不用等到截稿日就会集体阵亡。这件事十年来都无解，有种改革陷入泥潭的感觉。

　　每期杂志下厂之前，就是世界的统一性和随机性发挥作用的时候。统一性预示了一定会有人拖稿，随机性则很难让人提前判断出是谁在拖稿。因为很可能是自己拖稿，而且概率不低，后来我就没兴趣再做这种无用的预判了。基本上，催稿的人都可怜巴巴，处在食物链的下层，赶稿的人都宠辱不惊，笑看风云。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诡异环境下，杂志几乎都能按时下厂，绝对是个惊人的成就。

　　作为编辑部拖稿最少、最自律的一个人，何树青对拖稿现象深恶痛绝，他曾经出台过一系列惩罚条例要正本清源，但都无疾而终。这个结果再合理不过，因为历史证明，自上而下的改革很难取得成功，尤其当你面对一群死猪，100度的开水和1200度的岩浆都不起作用。有一段时间，连《总编访谈录》也加入了拖稿的队伍，事情就变成一道无解方程式，即便解出来答案也是无理数，除了考验大家的数学能力，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

　　很显然，编辑部是由一群拖延症患者组成的，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要承认这件事情很伤自尊。几年前，我在Kindle上买过一本治疗拖延症的书，读了前言之后领悟到拖延症患者其实是人生输家的另一种说法，这类人身上汇聚了失败者的所有特征。这个结论让我非常惊恐，觉得隐约看到了自己的将来。依照书里的说法，我这种重度患者最可能的结局是退休后只能去菜市场捡剩菜吃，因为拖太晚出门，能吃的都被捡光了，只好不情愿地饿肚子或者两天吃一顿。这本书的前言让我感触很深，每一句都有切身体会，因为拖到今天都没读完，我不好评价书的其他章节。

　　拖延症患者一般都自带熬夜技能，很难判断这个技能是把人生拉长了还是缩短了。每次熬夜我都会思考，为什么自己没能继承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美德?做着一份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但貌似没有做出过让自己脸上有光的成绩，即便我对自己要求不高，也觉得有点突破下限，这是一种迷之困惑。我觉得最可能的答案是：瑞达大厦3楼有一个结界，在里面上班的人可以透过结界感受到外界，却无法有实质接触。结界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外界的压力，一群肩膀轻松的人自然没有理由和急之国的人同步过连滚带爬的生活。封新城曾经在一次会上说过，《新周刊》不是一家公司，更像家庭。这样解释起来就更清楚，在任何一个家庭里，勤快的永远是少数;家庭靠人情味维系，而非制度。

　　一个资深的阿宅，要想勤快起来，无疑需要逆天的意志力。很明显，我不具备这种强大意志，一直到我辞职后，体会到了外界的逼迫感和压力，才从拖延症中解脱出来。《新周刊》的家庭环境还是让人怀念的，好相处的领导、可调戏的同事、有竞争无压力的工作氛围……既让人留恋又觉得危险，毕竟成年人没法永远宅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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