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40年镌刻时代印记 承载那些年的青春梦想

离村时感觉像逃兵

多年来一直有“心结”

华商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您是什么反应?

刘满堂：当然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多年上大学的愿望实现了。家人支持，同学也为我高兴。但我却犹豫了，上还是不上?从内心讲上大学是我的梦想，之所以选择上高中而没上师范学校(中专)就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犹豫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受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影响，当时我父母60多岁了，我担心分配不回北京照顾不了他们;二是受上山下乡教育的影响。

我征求父亲意见，父亲说尽忠不能尽孝，忠孝难两全，你上学去吧，家里还有你哥哥、姐姐。就这样，我下定了报到上学的决心。即使这样，我内心仍有一种愧疚感。

离家时没搞什么庆祝活动，但有一幕情景让我至今不能忘怀。上学走的那天早上，恰巧全村劳力正集合分派任务准备出工，乡亲们把我送上车，告别那一刻，我的眼里满含泪水，内心全是愧疚，因为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逃兵，逃离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这种愧疚感持续了近十年，直到我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认识之后才逐渐消失。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产生了找机会为农民做点事情的想法。

华商报：这就是您主动申请，远赴千里来陕西旬阳李家台村驻村扶贫的根本原因吗?

刘满堂：是的，这是我多年的心愿，也是一个“心结”。

高考改变人生道路

希望城乡孩子接受同等教育

华商报：当年的大学生身份各异，年龄悬殊，同学们相处如何?允许谈恋爱吗?

刘满堂：同学们相处和谐，特别是支部书记和班长等年龄大的同学，像大哥大姐一样关心年纪小的同学。学校有谈恋爱的，没听说不允许。但我大学期间没谈恋爱，因为担心影响学习，怕影响毕业分配，回不了北京。

华商报：大学期间，你们班有多少同学，毕业后都从事什么职业?

刘满堂：全班64个同学，毕业后分配去向主要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留校、回原籍，从事公务员的最多。

华商报：从个人取得的成就和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看，谁是你们班最牛的同学?

刘满堂：同学们在各自岗位上工作得都很出色，职务上级别高的到厅局级，个别的到了副部长级。2011年5月，组织上调我到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担任总会计师、党组成员，除了由发工资变为拿年薪外没有其他特殊待遇。我认为不能以职务高低来评价个人的贡献和成就。七七级毕业生分配政策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比如，从山西招考的绝大多数同学都留在了山西，分配到北京中央国家机关的很少。在县里工作到退休，能担任一个正科级职务就很优秀了;在高校评上教授也很优秀;而在北京当个处级干部可能是最低的

华商报：恢复高考40年，您对当前的高考制度有何评价?

刘满堂：我对后来的高考了解不多，感觉在不断地改进完善，越来越贴近社会(市场)需求。今后应当继续坚持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办学方向。

华商报：高考承载着青春和记忆，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高考，您会怎么说?对即将参加高考的青年学子，您有什么忠告?

刘满堂：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也可以说成就了我的人生，因此，我对恢复高考的决策是衷心拥护和感激的。接受大学教育是提升国民素质的主要途径，大学生占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人口素质、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希望有能力上大学的青年学子都上大学、上好大学，让自己的人生更精彩，把社会建设得更美好。

最后，衷心希望农村贫困户的农家子弟，能够与城里的孩子享受同等或差不多的教育水平。 华商报记者 陈有谋

编辑：靳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