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务工作站民警手里有三件宝贝
10月11日上午8时50分，在西安市救助管理站警务工作站，公安长安分局韦曲派出所民警杜犇和同事开始忙碌起来，向救助站工作人员了解最新信息，仔细地对新接收的受助人员进行信息核查。
杜犇手里带着三件宝贝，分别是公安专用的无线上网笔记本电脑、警务通、手持警用PDA（即个人数字助理，融合微电子、光电子、移动计算机等多项高科技技术的一种终端系统）。
杜犇介绍说，这三件警用宝贝，只有公安民警用专用的钥匙才可以打开，他们会在受救助人员到达救助站24小时内，及时录入其个人信息，采集DNA数据上传，可以将救助站失踪人口和救助人员的信息纳入公安机关失踪人口信息库查询比对，还可以在全国人口信息网查询疑似受救助人员信息，尽快找到其亲人。同时也可以将采集的信息和数据与公安机关建立的违法犯罪包括在逃人员的信息进行比对，一旦确认失踪人员或发现违法人员会及时采取措施，大大提升在救助站的工作效能。
杜犇称，救助站受救助人员信息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信息较完整的，可清楚知道自己的姓名、户籍地或身份证号、出生年月日，他们会很快上公安网查询出结果，帮助受助人员查找到亲人；第二类是信息残缺或受助人员有智障、语言含混不清或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通过手持警用PDA中的人像识别系统进行扫描，通过与户籍人像比对，确认其身份。但是，由于受助人员大多流浪或多年在外等原因，其体貌特征变化过大，与户籍图像差距很大，对目前留在救助站50多人逐一扫描后有数人身份确认，帮助找到其家人。
他们这样找到家
1 通过人像识别
帮宝鸡农妇找到家人
警务工作站刚成立5天时，民警通过人像识别系统确定了长期留在救助站生活的妇女无名氏真实身份，帮助她找到了家人。
4月11日，警务工作站民警对9名受救助人员进行人像识别。其中，5男4女，成功1人。原来，早在2013年12月，流浪乞讨的妇女无名氏被送到西安市救助管理站安置生活。该妇女不知道自己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等信息。今年4月11日，民警通过人像比对后发现，她正是岐山县蔡家坡走失多年的66岁妇女李某。
救助站工作人员高琳女士称，李某身份确定后，她先与蔡家坡派出所值班的秦警官取得联系，在秦警官帮助下，后与李某所在村子的村主任、村组长取得联系。村干部告诉高琳，多年前，因至亲出现意外，李某精神受到创伤，变得沉默寡言。2012年11月，李某离家走失，其家人四处奔走寻亲未果。多年来，她的儿子、女儿在宝鸡、西安等地一直在寻找母亲。
4月11日，接到母亲确切消息，不到一个小时，在西安的女儿将李某接回了家。
2 走失两年多的亲人
原来在救助站
4月12日，喜讯再次传来。民警通过人像识别系统确定了长期留在救助站生活的妇女胡某艳的真实身份，帮助她找到了家人。
救助管理站女工作人员米二艳对此记忆犹新。早在2015年6月30日，胡某艳疑似精神障碍在城区流浪，后由公安机关送到救助站生活。尽管救助管理人员多次耐心、细致问询，但她自称吴某艳，46岁，先说家住“高陵的刘家村”，后又说家住“灞桥耿镇耿北村”，救助站工作人员先后与高陵区、灞桥区等地救助站、当地政府部门联系未果。
“民警通过人像识别系统才发现，她是临潼区北田街道的人，根本不姓吴，而姓胡。”经临潼区北田街道办和胡某艳所在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协助下，胡家人赶到救助站，将走失两年多一直寻找未果的亲人接回家。
3 男孩负气离家
民警帮忙联系家人
“我们当时救助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一开始，他啥都不愿意说，多亏警务工作站民警，通过人像识别系统确认他家就在西安市城区住。”西安市救助管理站安置科科长张映涛感慨地说，个别思维正常健康的受救助者因家庭矛盾等原因，故意隐瞒或谎报个人信息，给救助站寻亲工作带来极大难度，好在警务工作站成立后解决了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
张映涛说，2017年7月10日，该救助站内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始终拒绝与任何人沟通交流。根据他的体貌特征初步判断年龄在15岁左右，救助站就先进行救助安置。随后，按程序多次与他耐心攀谈，但男孩说的信息自相矛盾。
“这个娃几乎是在一天里说了好几个走失的版本，根本无法落实。”张映涛说。很快，西安市救助管理站及时将信息反馈给警务工作站民警。经公安机关人像识别系统比对，救助工作人员哭笑不得。
原来，19岁的张某是2017年高考生，家住西安市新城区。6月20日，高考后因家庭矛盾负气离家出走。父母心急如焚四处奔走寻找未果甚至报警求助。7月11日，得到儿子确切消息后，张某父母赶到西安市救助管理站将儿子领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