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地方GDP下修迷雾:陷投资驱动陷阱 此前数据已有背离

投资拉动经济面临资金来源的问题，因此这些地方政府举债规模普遍偏高。以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与GDP比值来看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情况，我们发现，经济数据出现问题的省份负债率较高，前期靠举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弊端逐渐显现。如2016年辽宁和内蒙古两省地方政府负债率分别达38%、31%，排名位居全国前列，被点名的云南省以43%的负债水平高居第三名。

最后，经济数据“掺水分”似乎也并非毫无端倪，宏微观数据的背离有时值得仔细推敲。比如辽宁省已确认2011年至2014年间的数据“水分”较多，观察这一时期，我们发现，该省2012年初经济增速大跌，2012年1季度较2011年1季度GDP增速大幅下降2.6个百分点，但GDP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在短暂下跌后迅速企稳，甚至有所回升，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却全年保持负增长。这似乎是“注水”宏观经济数据时，微观企业利润没有相应“注水”。顺着这条线索，2013年工业企业利润因低基数反弹超过2011年高点，而GDP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却一路下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并不是说就此能够断定一省的经济数据质量，也不是说该方法可以按图索骥地来查找其它省市的经济数据“水分”，并且，这样的抽丝剥茧也难免有事后诸葛的嫌疑。这里仅是作以提醒：不能仅以孤立的宏观数据涨跌来判断经济走势，通过勾稽关系对数据的相互印证和推敲才能经得起检验。

2.3 数据缘何虚高？投资驱动陷阱

不难发现，各省经济数据“虚高”主要表现为GDP、财政收入等宏观数据注水。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以往地方政府普遍存在“GDP考核”、地方政府政绩“唯GDP论”风气盛行。因而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做高GDP的冲动，经济数据的水分也长期存在。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各省GDP增速加权均值远高于全国GDP增速。2008年至2012年间，两者之差始终保持在2%，直到近几年才重回1%以内。

以往工业投资是地方政府拉动经济的主要抓手，其融资来源主要包括以下三块：以税收收入为主要构成的财政收入、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要构成的基金性收入，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其中财政收入意义重大。一方面，财政收入代表了地方政府的还款能力，因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的规模和成本。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财政赤字率目标下，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财政支出的上限。

而在2013年，这三块融资都发生了明显的逆转。首先是2012年后经济下行带动财政收入下滑，并带动财政支出增速放缓；其次是国五条出台，房地产市场陷入萧条，地产销售大幅滑坡，并带动基金性收入增速下滑；最后是13年下半年政府开始整治非标融资，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受限，也同样拐头向下。由此，“财政收入—融资来源—工业投资—GDP—财政收入”的循环难以持续，在高增长的目标下，做高GDP和财政收入似乎成为地方政府不得已的选择。

这一现象直到近几年才有所改观。一是中组部于2013年12月初发布了《改进地方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该文件的主旨是淡化GDP，增加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指标，并加强政府债务考核，强化任期审计和离任追责，地方政府的“GDP冲动”有所缓和。二是2013年来，地方政府普遍认识到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纷纷下调GDP增速目标。但即便如此仍显得捉襟见肘，2013、2014年未完成年度增速目标的省份数大幅上升，2014年几乎是全军覆没。三是2016年地方政府纷纷换届，“淡化增长目标”的力度进一步提升，从此前的“适应性下调增速目标”演变为“主动挤出经济数据水分”，地方官员得以甩下包袱轻装前行。

编辑：强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