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盲井案”6罪犯伏法 案发前曾鼓动邻居煤窑好挣钱

　　梁俊桉介绍，团伙成员寻找作案目标，一般都选择农民工，尤其是家庭极度贫困的农民工，因为这样的人为了省钱很少回家，与家人联系也少，作案后不易被察觉，并且要优先选择老乡，这样在索要赔偿款时避免因口音不同露出破绽。选定被害人后，由两名团伙成员出面，以“找个工资高的工作”为由，带上被害人四处寻找管理不严格，不需要提供身份证的矿井打工，并让被害人冒用团伙亲属的身份打工。

　　梁俊桉提到，案件的取证极为艰难。作案时间跨度长达八年，嫌疑人和相关证人的记忆已经模糊；作案地均为矿井下工作面，第一现场已经不复存在，有的矿井甚至已经被填埋，无法进行现场勘查；除最后一起案件外，被害人被火化，骨灰被丢弃，无法通过DNA鉴定比对确定被害人身份……

　　“经过和公安部门民警的反复沟通，我们商议出了排查宁强当地失踪人口、调取矿井工作日志和火葬场火化记录、找当年矿方处理事故的人员进行辨认等后续侦查取证方向。做了大量工作后，案件的证据链终于日趋完整，每起案件的准确案发时间、被害人的姓名，死亡时间等等细节也逐渐清晰”。

　　梁俊桉还提到，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他见到了部分被害人的亲属，他们大多衣着朴素，说着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言谈举止拘谨而木讷。其中一名被害人的母亲已经满头白发步履蹒跚，在家人的搀扶下从陕西专程赶到山西，“我耐心进行了接待，介绍了相关情况，在问及老人家还有什么要求时，老人浑浊的眼睛忽然明亮了，她嘴唇颤抖了好几下，这才轻轻说出一句话：‘我儿子的尸骨在哪？要是现在公家不用了，能让我带回去入土吗？”梁俊桉很遗憾地告诉她，犯罪嫌疑人在尸体火化后将骨灰丢弃了，无法寻找。老人的眼睛迅速黯淡了下去，沉默了好一会，站起来向梁俊桉鞠了一躬，说：“谢谢你们，你们受累了。”送她离开，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老人爆发出来的哭声还是清晰地传入梁俊桉的耳中。

　　■思考

　　矿难事故上报制度亟待完善

　　“现实版‘盲井’案件频发，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是目前矿山安全生产管理方面还存在较大漏洞。”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江国华表示：我国在此领域虽已有《矿产资源法》、《矿产安全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以及诸多法规规章，但各地显然在贯彻落实上还有不少问题，政府在矿山安全生产领域的监管力度依然有待加强。

　　江国华认为，类似案件也暴露出了部分矿山企业在劳动用工规范方面问题严重，工人招录和日常管理都没有遵照国家相关劳动用工法律的规定，“在多重监管漏洞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不法分子便借助矿主‘借财消灾’息事宁人的态度，犯下此类严重恶行。”

　　“‘预防’和‘追责’必须双拳发力。”江国华认为，为防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矿难事故上报制度亟待完善，“发生一起上报一起，每一起都必须在检察机关监督下，通过侦查确定其原因，形成安监、检察、纪委同时介入监督的机制。” 宗合

　　华商记者走访已经伏法的三个罪犯老家

　　案发前曾鼓动邻居

　　煤窑“打工”好挣钱

　　彭万军：上门女婿出身 和妻子异地打工多年

　　5月5日下午，华商报记者来到了汉中市南郑区两河镇倒庙村7组。在村里，一提起今年40岁的彭万军，村民们都有印象。

　　“大高个子，人很瘦，也很排场，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一位村民说，彭万军老家在宁强县，八九年前经过别人介绍，和本村一曾姓人家的大女儿结婚入赘。而彭万军的岳父，几年来一直是倒庙村的村干部。

　　另一位村民说，彭万军岳父有两个女儿，和彭万军结婚的是其大女儿，今年已经快30岁；而小女儿今年刚20岁出头，去年也是招了一个上门女婿，目前在外地打工。彭万军的妻子，多年来一直在外打工，夫妻俩有一个儿子，已经7岁，正在上小学二年级。

　　“人挺好的，之前过年开车回家，看到我们从街上回来，都会主动停下来把我们送回家。”彭万军的邻居、今年已经80岁的许明芳说。

　　华商报记者看到，彭万军家有两层楼，外面也贴着白瓷砖，看上去条件在村上属于中等。随后，华商报记者与彭万军的岳父曾某取得了联系，他说，他的大女儿今年28岁，大概八九年前彭万军经过别人介绍与女儿认识并结婚，婚后生下一个儿子。

　　“我大女儿一直在深圳、广东那边打工，女婿自己一个人到处打工，具体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曾某说，彭万军每年只有过年回家能待十多天，平时很少回家，回家时也从来没有说起在外边打工时的事情。回家后，也从来没有给过他钱。

　　“现在我女儿还在外边打工，他儿子也是我们养着。”曾某说，事发后，家里人才知道女婿在外边犯了罪，现在他宁强老家的人也已经知道彭万军已经伏法。

　　白元贵：曾叫邻居煤窑“打工” 有受害人是同乡

　　5日下午，华商报记者来到了白元贵和郭德靖所在的宁强县铁锁关镇河湾村六组。记者在白元贵家看到，他家两层楼房盖在路边一处高台上，白家里一男子坐在轮椅上，男子说，他正是白元贵的大儿子郭祥（化名）。

　　郭祥说，他的父亲也是上门女婿，他是老大，今年21岁，因为出生后就患有小儿麻痹症，所以从小就没有站起来过，都是在轮椅上坐着。“以前我妈照顾我，现在我弟弟上高中了，妈妈今年就去县城一家电子厂打工了。”郭祥说，他的弟弟今年15岁，在县城读高一。

　　华商报记者看到，白元贵家还是建档立卡的精准扶贫户。郭祥说，母亲每天外出打工，只有奶奶在家给他做饭，其他时间要下地干活。

　　“他以前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干过很多年，因为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相关部门不让他干了。”村民黄师傅说，随后白元贵外出打工，几年后又返回老家种过三年天麻，但最终还是亏了钱。无奈之下，便再次外出打工，“我们知道他去的山西煤窑。”

　　邻居陶女士说，就在白元贵出事前不到一年，她在深圳的丈夫曾给她打电话，说白元贵让他去下煤窑打工挣钱。“那年过年我见过他，说话和以前都不一样，就说在煤窑钱好挣得很，还动员很多人一起去打工。”陶女士说，当时她就觉得白元贵有点“怪怪的”，加之丈夫身体也不太好，干不了重活，就没同意。没想到，不到一年，她就听说白元贵“出事了”。她还听说白元贵在煤矿上“整死了人”，这时她和丈夫吓出了一身冷汗，“当时要真去了，后果真的不知是啥。”

　　陶女士说，她的猜测并非没有依据，后来她听说，距离白元贵家不到5公里的一个小名叫“冬娃子”的老乡就被白元贵叫到煤矿上后再也没有回来，再后来，她知道这个老乡也被白元贵在煤矿“整死了”。

　　“这个‘冬娃子’姓魏，当年应该有三十七八岁，他从小没有父母，只有一个姐姐，也没有结婚。”陶女士说，事发后，白元贵的邻居、郭德靖的母亲曾经找到白元贵的妻子吵架，因为当初正是白元贵将儿子郭德靖叫到煤矿“打工”，没想到也参与了案件。而正是在这次吵架中，陶女士才知道“冬娃子”也被白元贵害死了。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