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年高考，都会成为全国人民的关注焦点。那么在我国，学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从古至今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各个时代教育内容有何不同?
6月9日下午，华商报文物报道融媒体传播栏目“陕西文物探探探”走进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博物馆。该博物馆是国内首座综合性教育博物馆，其中，中国教育馆展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教育发展史。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博物馆馆长惠刚先生受邀作为主讲嘉宾，结合大量教育文物为网友们讲解了中国教育的演变与发展。189.2万人次网友观看了本次网络视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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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时已建学“其后虞曰庠夏曰序”
庠序就是中国古代学校代名词
惠刚馆长介绍，中国教育馆是2017年开馆的，由一个基本陈列和三个专题陈列组成。其中，基本陈列的题目是“从庠序之学到现代学校-中国学校教育展”。主要涵盖了四个阶段——兴学设教：学校教育的奠基(公元前124年-公元1861年);西学东渐：新式学堂的兴起(公元1861年-公元1911年);中西合璧：现代学校的建立(公元1912年-公元1949年);承前启后：学校教育的发展(公元1949年-公元1979年)。
中国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有了学校。据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国子监表》记载：“盖自五帝建学，名曰成均;其后虞曰庠，夏曰序，殷曰瞽宗，周人立辟雍于中，而以四代之学环建于外”。所以，庠序就成了中国古代学校的代名词。不过，当时的学校教育全部由官方垄断。能到学校受教育的，全是贵族子弟。
出现巨大转变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这时出现了与官学相对应的私学。孔子首创私学，将文化知识传播到了民间，他有门人三千，其中有72贤人，孔子还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理念。
总的来说，诸子百家的出现是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一个巨大的转折。所以在展览最前面专门做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影像画面，动态展示的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以及后来的董仲舒等。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首创太学。历代统治者又不断扩大太学规模，建立了以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为代表的中央官学，和以府州县学为代表的地方官学制度。同时，民间私学作为官学的必要补充，也在持续发展。
北宋中期加上《孟子》形成“十三经”
成为官学私学基本教材和科举考试主要内容
在中国学校教育展这部分，展陈的主要内容是教材，包括经学教材、小学教材、蒙学教材、文学教材四大类。此外，还展陈了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试卷，和一部分古代教育教学实物。
惠刚馆长介绍，中国古代的经学，原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自汉代以后，特指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义、阐明其义理的学问。汉武帝时，在太学置“五经”博士，使《诗》《书》《礼》《易》《春秋》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儒生以传习、阐释“五经”为业，自此经学日渐繁荣。东汉在“五经”之外增加《论语》《孝经》成“七经”。
唐代有“九经”之名，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唐文宗时又镌刻石经——“十二经”，在“九经”基础上增加了《孝经》《论语》《尔雅》，即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开成石经”。
到北宋中期，提升《孟子》的地位，最终形成了“十三经”。孟子被称为“亚圣”，教育这个词首次出现在古籍中就是在《孟子》里。近代提到的儒家经典，主要就是指这“十三经”。这些经典，是古代官学和私学的基本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
历代解释“十三经”的著作很多，南宋以前注和疏都是单独成书的。南宋绍熙年间始有汇集唐宋之前最具权威性的“十三经”注、疏的合刊本，形成一整套经书及其注文，称为《十三经注疏》。馆内展陈的《十三经注疏》这组藏品，共九十六册、十三函，是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北京国子监刻本。“用通俗的说法来比方，就相当于现在人教社出版的国标教材。它们原存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是存世不多的善本，弥足珍贵。注是对经的解释，疏又是对注的解释。所以这套书如果要是读懂了，肯定把十三经要义就都理解了。”
馆内还展陈有《四书正本》19卷。“四书”又称四子书，是《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的合称。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集注”，简称“四书”。该藏品是南宋朱熹集注，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酉阳州属礼房刻本，原来也存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十分珍贵。
“科举考试是隋代开创的，主要考的就是四书五经。不过四书五经全是人文，自然科学偏少。为弥补这些不足，也会设置特别的考试。比如某一科取士，注重的是法律;某一科的特殊考试是算法;或者某一科考试偏向于天文等。通过这样的形式给特色考生设立特色的开科取士。”
古人也有小学和大学之分
但意思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除了科举考试要学的“十三经”，中国古代也很重视对儿童的教育。
惠刚馆长介绍，中国古代的“小学”一词，有学段和学问两层含义。就学段而言，古代学段分为小学与大学两段，儿童15岁以前受小学教育，15岁以后受大学教育;就学问来说，小学是指专门研究语言文字的学问，内容包括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语法学等。
馆内展陈的最具代表性的小学教材是南宋朱熹撰《小学》六卷，为清初刻本。全书分内外篇：内篇四卷分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二卷分为《嘉言》《善行》。主要内容是教育儿童如何处事待人、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洒扫应对进退等。
蒙学则是对幼儿启蒙教育的统称，是中国古代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办学形式有家塾、村塾和蒙馆等，民间也称私塾。其教育任务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能力，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具备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良好的日常行为习惯。不同历史时期的蒙学教材各有特点，但都很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和传承，有许多著名学者参与了蒙书的编写和修订。中国现存的最早的蒙书是汉代的《急就篇》，而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则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合称。
古代科举考试组织严密
陕西贡院曾是西北最大贡院
惠刚馆长介绍，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为国家选拔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始创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完备于唐代，经宋、元、明、清，一直延续到1905年被废止，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同时期的科举考试形式和级别有所不同。明清时期主要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几个等级，士人取得的出身有秀才、举人和进士。
那么古代科举考试是怎么组织的呢?惠刚馆长介绍，陕西师范大学老校长刘泽如先生收藏有一张碑帖，先生的后人捐赠给了学校。碑文记录的内容是明孝宗弘治八年陕西乡试的考务机构。弘治八年是公元1495年，乡试一般在秋天举行，因此也叫秋闱，可以看到碑上刻的时间是乙卯年八月。从碑文里可以清楚地了解明朝科举考试的考务机构。
这场考试的监临官为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李瀚，提调官为陕西布政司左布政使陈道等，监试官为陕西按察司副使韩明等，考试官为江西南康府都昌县儒学教谕孙文原等。除此外，还设有“同考试官”、“印卷官”、“收掌试卷管”、“受卷官”、“弥封官”、“誊录官”、“对读官”、“巡绰搜检官”等，而这些官员的籍贯无一人为陕西籍。
“当时的乡试相当于省级考试，甚至比省级考试规模还要大。据一些资料记载，陕西贡院曾是西北最大的贡院，到陕西贡院来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甚至还包括了从如今的新疆、甘肃等地而来的秀才们。陕西贡院当时就在如今的西安市西门内西大街北侧附近区域，大致在今东、西举院巷和早慈巷之间，包括儿童公园及其周边地区。”
馆内展陈的清代科举考试的试卷以及部分省的乡墨指南，反映了当时科举考试的内容和要求。其中“乾隆庚寅恩科乡试朱卷”，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乡试试卷，卷面中反映了考生的详细信息、考试内容和试卷批注的情况。
馆内展陈有光绪二年丙子科(即丙子年，1876年)周至县优秀廪生宫炳南(廪生即秀才，秀才参加乡试考中后即为举人)的乡试朱卷。相关考试资料不仅记录了他一家几代人的名字，还记录了他的师承关系。这也显示了过去读书人取得了功名，不仅本人会受表彰，还会因此光宗耀祖。
那么考的是什么内容呢?从宫炳南的乡试朱卷来看，第一篇考试题目是《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这句话出自论语，相当于是一篇议论文;还有一篇考试题目是《宗庙享之子孙保之》，也是议论文。此外还要做一篇诗赋。宫炳南所做的律诗，老师评价很高。
“通过这场科举考试，宫炳南成为丙子科举人、吏部拣选知县。但面对清廷江河曰下回天无望，此后他再无意科举，终其一生教书育人。宫炳南后来是怎么去世的呢?终南山有土匪，他带领民众抗匪。土匪报复不了他，就把一部分乡民掳上了山，放言以宫炳南来换，否则就要杀这些乡民。宫炳南先生只身进山救下乡民，自己却被山匪杀害。《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原型是牛兆濂先生，而宫炳南跟牛兆濂都是关学门中之人。所以宫炳南去世后，牛兆濂给他题写的墓碑对联称其为学长。”
馆内还展陈有一些教育教学实物，比如“双龙座昭穆宗支天地君亲师”牌位、“十不可不读书”牌位，以及惊堂木等。
惠刚馆长介绍，“双龙座昭穆宗支天地君亲师”牌位是清代藏品。《荀子·礼论》云：“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古人不仅有名还有字，有的还有号，一般情况下只有父母才可以直呼其名，其他人是不能直呼其名的，但老师是可以的。中国古代向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把教师和天、地、君、亲并列，足见教师在古代的地位之高。
“十不可不读书”牌位也是清代藏品，从十个方面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是古人重视读书学文、修身养性的生动写照。
“惊堂木”多为朝堂官员所用，因使用人的级别、行业不同，名称也有所不同，其中教师所使用的“惊堂木”被称为“师宝”，后演化为“戒尺”、“教鞭”等。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时
师范学堂已开设英文、体操等课程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学东渐”进程开启，中国教育呈现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改革的历史态势，学习西方、改革旧式教育成为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
惠刚馆长介绍，清同治元年(公元1861年)设立京师同文馆，为我国新式学堂之发轫;戊戌年间(公元1898年)，朝士倡言变法，又创设京师大学堂;辛丑以还，锐意兴学，颁行《奏定学堂章程》，正式确立新式学堂的合法地位;1905年废止科举，成立学部，将原国子监并入，作为统辖全国新式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标志着以科举为纽带的旧式教育基本终止。
馆内展陈的这一阶段的教育文物，有清代《钦定译学馆章程》、《学部官报》、《办理陕西大学堂札》等系列官府札付。其中，《办理陕西大学堂札》呈报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公元1905年7月)，是陕西省上呈朝廷奏请办理陕西大学堂的官府文书，内容涉及陕西省当时的教育状况、学堂办理细则、委派人员等。
“陕西大学堂可以说是西北大学的前身，也是原生于西安的高校共同的前身。当时的《奏定学堂章程》是在哪里颁发的?就是慈禧逃到西安以后，张之洞在西安起草并发向全国发出的。可以说这套办理陕西大学堂的信札，就是陕西高等教育的开端。虽然陕西大学堂在全国范围内不是第一个成立的大学堂，但相对正规同时又相对大批量建大学堂，是从此文书而始、从西安而始的。”
馆内还展陈有当时的新式学堂教科书、学生升学考试参考书、学生修业文凭等。随着《奏定学堂章程》的颁行，特别是1906年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以后，为避免学生随意转学和插班，确保新式教育步入正轨，修业文凭受到各级各类学堂与社会各方面的重视。
馆内展陈有一份毕业文凭，这是宣统二年(1910年)6月奉天省辽阳州一个师范学堂的毕业证书，可以看到课程开设很全，不仅有国文、历史、修身、品行，还有体操、博物、国画、英文等，可见当时要培养的是全科老师。
民国时期由名家编教材
不仅有公民教育内容 还有性健康教育
惠刚馆长介绍，民国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学校教育呈现出中西融合的历史态势。新成立的教育部取代了晚清的学部，学校之名代替了清末的学堂，逐渐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现代教育体系。
馆内展出的主要有中小学校教科书、大学基础课程教科书、师范教育教科书、职业教育教科书、英语课程教科书、性教育教科书、国学课程教科书等，种类繁多，数量庞大。
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工作者还将西方传入的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民众教育”这一中国化的新教育理念和口号。30年代后，民众教育运动蓬勃发展。馆内展陈的民众教育教材有《民众教育》、《定县农民教育》等。
从展陈的教材名称看，民国时期中小学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有格致课本，格致属于自然科学。有讲植物的、讲动物的，还有讲劳动、讲手工的。有国防教育教材，有女子修身教科书。国画、音乐等艺术类教材也有，有一本国画教科书是刘海粟编的。这时还已经有了专门的性健康教育，展陈的性教育教材有多种版本。
在职业教育教材中，展陈的有财会、建筑等方面的教科书。
为配合新学制改革后教材的顺利推广，民国时期已开始有专为教师提供的教学参考用书和教辅资料，同时也出现了为了学生考试而编写的各种考试辅导书。政府对中小学校教师实行准入制度，教师任职采取聘任制。
有意思的是，民国时期的毕业证书上还贴有国民政府的印花税票。
陕甘宁边区教育十三年
为新中国教育制度积累了前期经验
除了基本陈列，馆内还设有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展，展示了延安时期的窑洞教室和抗大开学报道的情景，同时展示了很多边区教育文物。
惠刚馆长介绍，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军长征到延安，然后开始13年建设。这13年对新中国贡献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没有陕甘宁边区的13年就没有后面的新中国。
文字材料展示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文件，陕甘宁边区学校教育教材，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教材，反映陕甘宁边区教育教学活动的报纸、期刊和照片，陕西师范大学陕甘宁边区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与边区的实际情况确立了“干部教育第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等一系列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文化教育建设高潮，支持了全面抗战路线的推进。
陕甘宁边区的学校教育主要有干部学校教育、中小学教育和幼儿园教育。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夜校、冬学、巡回训练班、识字促进会和识字班等，任务是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投身于革命战争与社会建设之中。
陕甘宁边区先后办有延安大学、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陇东中学、行知中学、子长中学等几十所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这些学校不仅为革命战争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各级各类干部，而且提升了边区青年一代的文化知识水平与政治思想觉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培育了坚实的人才力量与群众基础。
1960年毛泽东主席论教育
已提出给学生减负 提高教师地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中国历史新纪元。1950年6月1日至9日，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新的阶段。1953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新中国有了培养高端人才的一批高等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制体系也逐渐建立和完善，工农速成教育与扫盲教育在各地广泛地开展起来。
惠刚馆长介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60年，毛泽东主席发表的跟教育相关的文章，收在《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这本书里，其中有一篇文章已经谈到给学生减负的问题。而在《论人民教师的威信》这本书里提到要提高教师地位。
这个时期的展品主要有中小学教材、外语课程教材、师范教育教材等学校教材，有学生升学考试参考书，有学生入学证书和党团活动证书，有学生作业簿、成绩登记表、毕业证书和毕业照，有教师聘任书和工作计划，有大学纪念册，有教育刊物等。其中新中国刚成立时的教科书还是竖版的，而那时候的外语课本是俄语。
在馆内一个区域集中展陈了全国各地主要大学的校徽，这些校徽按照不同地区陈列，从中也能看出全国各个区域高校数量的多少。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些高校伴随学校的撤销、升级、合并等情况，可能已经更名或者不再存在，但小小的校徽成为了历史独特的记忆。惠刚馆长介绍，全国目前大概有1200所本科院校，其中近千所在陕西招生，所以校徽还在继续征集中。如果把这些校徽梳理一下，甚至可以梳理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简史。
我们应该为什么而读书?
北宋教育家张载“横渠四句”影响至今
在教育博物馆三楼，正在举行一个以纪念张载等历代关学名家的主题书法展。
惠刚馆长介绍，生于长安的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被尊称为“张子”，因他曾在风翔眉县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他有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影响深远，成为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认知读书人的共同追求，被称为“横渠四句”。
“我们砥砺品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目的是什么?不是为自己衣食果腹、高官厚禄，而是要为生民有主动担当的意识、有勇于奉献的大情怀，让万世永远太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命运共同体’这句时下最通俗的话，也是围绕这个意思展开的。”
惠刚馆长说，张子还提出了一句话：“民胞物与”。意思是民为同胞，物为同类。平等、爱人、惜物的观念，都包含在这里边。此外张子还有个核心思想：“经世致用、格物致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重实干、戒清谈、挽起袖子加油干”。
“2020年是张载千年诞辰。现在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确立文化自信，从传统之中找自信，张载会是我们很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需求，这些精神到现在还是一脉相承的。”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文 张杰/图(部分图片由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博物馆提供)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