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参民”转公办后如何提升质量？专家建议借鉴美国的“特许学校”制度

近日，“公参民”转制的话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普遍担心“公参民”转公办教学质量下降。据了解，10年前，杭州就对29家“国有民办”学校进行转制，当年为何要转制、其效果如何、对今天的转制是否有借鉴意义？浙江大学原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教授说，当年转为公办的学校表现并不突出，转为民办的反而都是优质学校，原因在于体制机制问题。对于当下的转制，吴华建议参考“特许学校”制度，政府买单解决后顾之忧，自主办学激发办学活力。

“公参民”转制和教育公平没有太大关系 应该让公办、民办得到同样的公共资源

吴华认为，“公参民”学校转制的出发点是促进教育公平，但“公参民”转制其实和教育公平没有太大关系。

“公平的前提，是对公共资源的分配要保持均衡、平等、合理。”吴华说，“公参民”学校确实利用了一些公共资源，但是民办学校的学生显然是有权利使用公共资源的，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42条规定，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应由各级财政保证。所以，无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都有权利使用公共资源。而事实上，民办学校得到的公共财政资金只有公办学校的二十分之一左右。

“如果说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这些学校聚集了太多编制内身份的教师。”吴华说，但是政府又没有出钱，只是政策上允许这样的情况，所以“公参民”学校使用的公共资源并不一定比公办学校多，很难说其破坏公平。即便破坏公平，也是政府允许的，因为公办学校作为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是合法的，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

吴华认为，真正的不合理，不在于这些“公参民”学校得到了公共教育资源，而在于别的民办学校没有得到同样份额的公共教育资源。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所有民办、公办学校都能得到按人头分享的公共教育资源，同时保证办学的自主权。

10年前杭州进行“国有民办”转制  那些转为公办学校的表现并不突出

民办学校转制并非新鲜事，2010年，杭州市对29家“国有民办”学校进行转制，其中18家转为公办，11家转为民办。

为何10年前杭州就要进行转制，转制后效果如何？

吴华介绍，上世纪90年代，全国有很多“公参民”学校，这些学校的出现是因为国家提倡基础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一些公办学校的高中和初中分离出来，原公办学校对转制学校有发言权和分享办学收益，但同时又是按照民办学校的标准收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又出现了公私混合，学校的举办既有公有资源又有私有资源。社会大众认为国有资产流失有失公平，因为公办学校的资源变成了一部分人在用。纯民办学校也在严加抨击，认为这些学校拿着国有资产，又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导致纯民办没法竞争。

政府为回应社会各界的批评意见，于是对此类办学形式进行清理。到了2009年，形式上基本全部清理完毕，有的变成民办或者国有民办，有的则变为公办，其中一些形式上是民办学校，但是政府对这些学校仍然可以发挥重要影响。

杭州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始转制，“和这次转制不同，当时没有明确的指引。”吴华说，当时的转制并没有限制性条件，而是根据当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需要更多民办就转为民办，需要更多公办就转为公办。有的学校则是根据老师的意愿，老师要求转为公办，认为更稳定一些，于是就转为公办，老师也就进入了编制内。

吴华说，事实上，转成公办的学校，普遍没有突出的表现，不如留在民办的学校表现更加出色，那些转为民办的现在都是杭州的优质学校。

吴华说，现在杭州市，包括全国大部分地方，都是民办初中对公办初中造成压倒性优势，原因就是公办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体制机制的激励不够。这种激励并非薪酬多少，因为公办学校的薪酬不比民办低，但是干好干坏差不多，主要是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老师缺乏动力。

解决义务教育阶段不均衡 可借鉴“特许学校”制度

那么如何避免转为公办后教育质量不高，解决义务教育阶段的不均衡问题？

吴华认为，一定要保证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继续深化“管办评分离”和“放管服结合”改革。如果转为公办学校后，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不增反减，就不可能实现公办学校优质发展的政策目标。要在全局意义上解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可以借鉴美国“特许学校”的做法。

吴华称，美国的公办教育优劣差异很大。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一些州进行试点，将办的比较差的公办学校拿出来，由社会各界人士来竞争承办权，社会人士提供办学方案，学区委员会进行讨论、论证和答辩，方案通过后签订办学协议，称为“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或契约学校。协议时间一般为三到五年，会设定具体目标。这些学校可以不参加政府的评估，但同时政府按公办学校拨款标准支付公共资金，该支付的钱一分不少。

“这样做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能够解决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让有教育情怀又有能力的人自动跳出来办学，解决了校长的动力机制问题。”吴华说，同时政府钱也给的充足，学校不用担心经济压力，可以专心致志办学。

“特许学校”变“输血”为“造血” 对民办学校才是真正的挑战

吴华说，我国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探索。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大力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到了本世纪初，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大幅改善，学校越来越漂亮，学生却越来越少，老师也流失了；第二阶段开始实行校长轮岗、教师流动，希望将优秀教师引到农村，但是没有制度配套，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激发，这一工作目前还在做，但实践证明并不成功；第三阶段比教师流动略晚一些，实行集团化办学，从杭州的公办学校开始扩张到全国，杭州目前有100多个教育集团。

“这三种做法都是在输血，并没有解决内源激励问题。”吴华认为，要彻底解决内源激励，变“输血”为“造血”，可以参照美国的“特许学校”制度。

事实上，我国也有类似的探索，只是没有得到推广。早前成都青羊区进行现代学校制度试点，青羊区升平街小学设立学校民主管理委员会作为学校的决策机构，其主要任务是遴选校长，当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由于制度原因，改革无疾而终。后来杭州桐庐县通过教育局确定一批校长候选人，再由学校进行遴选，也没有得到推广，是一种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可惜也没有推广。

“如果对公办学校借鉴“特许学校”制度开展制度创新试点，给公办学校充分的自主办学权，民办学校的优势会受到严峻挑战。”吴华认为，“特许学校”制度让公办学校办学活力增强，又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这对民办学校才是真正的挑战。

华商报记者 赵瑞利

编辑：报社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