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博物馆又上新展了。这次展览非常特别：展陈的内容不是秦汉隋唐的东西，而是明清的；不是碑石的正面，而是碑石的背面；不是碑文和书法，而是图形和图画。
这个展览以“刻图化民——明清石刻线画中的信仰世界”为题，是一个原创性展览，也是全国首次举办的石刻线画专题展。该展览于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在该馆西临展厅正式开幕，展期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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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秦、汉、隋、唐的陕西重要而繁华，遗存也非常丰厚，实际上对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影响是有限的。而明、清两代的信仰观念和政治思想对当今社会却产生着深刻影响，这部分内容很多都隐藏在西安碑林所藏石刻的背面石刻线画当中。”策展人、西安碑林博物馆陈列研究部副研究馆员杨兵说，这些展览中的展品体现出明、清两代地方治理者“刻图化民”的思想，代表着此一时期石刻线画传播功能的显著特点。
包含多个专题，65组件里60%展品为第一次展出
5月20日，西安碑林博物馆邀请媒体记者参观了该展览。杨兵介绍，在碑林众多的石刻收藏中，石刻线画独具特色，在艺术学、历史学、民俗学和宗教学等多个领域均体现出较高价值。
“这些全都是碑林馆藏石刻的拓片。明、清时期石刻线画数量比较多，我们从中精选出65组（件），它们刻画精细，内容丰富，价值突出。这个展览不是讲艺术，而是通过图像来读史。在这些石刻线画背后，是国家以刻图的方式将治理思想融入百姓生活，以实现‘刻图化民’的目的。”
“我们把相同类型的形象放在一起，在同一类里面又按时代顺序排列。通过时间的流变，可以让观众了解这些图像生成的轨迹。比如，孔子的形象不同时代是怎么演变的？关帝的形象是怎么演变的？在这样的策划理念设计下，我把这些这批展品分为了四种类型：第一单元‘济世安邦’，是刻图类；第二单元 ‘人神共福’，是宗教类；第三单元‘崇德敬礼’，是寓意类；第四单元‘福寿康宁’，是风俗类。同时又提炼出了多个专题贯穿于展览之中，如孔子专题、观音专题、达摩专题、仕宦专题、梅兰竹菊专题、关帝专题等。”
展品的内容涵盖民间传说、名人绘画、忠义形象、历史典故、圣贤思想等，展现出人们期望通过刻画图像来祈愿美好生活、除灾兴邦、阖家欢乐的朴素信仰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陕西地区的文化底色，为观众呈现了陕西地区明清时期民间信仰的流变轨迹，以及图像背后的政治表达。
“这65组（件）里面60%的展品是第一次展出。其中有30件拓片的原碑石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碑林展线上，但一般观众到碑林很少关注到它们，甚至根本就没发现。因为这些石刻线画很少是单独刻碑的，而是依附于某一个碑的碑阴或者碑侧。还有些并不是平时在展线上能看见的，原碑石在库房里。我们为此做了一个‘寻宝图’，这实际是个互动项目，观众可以根据它找到这些拓片的原碑位置，以观碑石原貌。”
明代藩王兄弟间的劝诫，藏着当时地方治理理念
在这些展品中，杨兵首先重点介绍了《瑞莲诗图》。“《瑞莲诗图》是明弘治七年第四代永寿王朱诚淋为他的哥哥——第七代秦王朱诚泳刻绘的。他们兄弟俩关系很好，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第一件与跟他们两人产生直接关系的一件文物。秦王在当时对陕西的历史文化、地方治理起着决定作用，这件作品反映了当时秦藩地方治理的一些思想理念。”
《瑞莲诗图》里画了四种植物。第一种是荷花，是并蒂莲花。一茎两歧实际上是没有发育好，但古人常把自然界的这种异象赋予强大的功能和美好的祈愿：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代表清廉；另一方面，它还有多子多福的寓意。第二种植物是红蓼，长得像稻谷，但味道很大，人困的时候拿红蓼花在鼻子上一晃，就把人熏得清醒了。用这个特点比喻人不忘本，不忘初心。第三种植物是茨菰，它叶子锋利但不伤手，用这样的特点比喻人品行端正。第四种植物是香蒲，有细长的叶子，叶子嫩时可以吃，老了的干叶子可用来编席子草鞋。用这样的特点就教育人们要生活简朴。所以，《瑞莲诗图》里这四种植物都有明确的教化人要清廉执政、勤俭持家、品行端正的儒家思想。
朱诚淋为何要刻这个图？这和朱诚泳又有什么联系？杨兵说，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在秦王府的东门——体仁门外曾举行过两次赏莲之会：一次是藩王宗族和全城文人雅士公开赏莲，在这次赏莲会上，大家都在用荷花来夸赞朱诚泳的贤德；第二次是在弘治五年，这次是身边亲近官员的私会。在《瑞莲诗图》上半部分的跋文里说的是集合宗藩及文人雅士共同赏莲，所以可以肯定说的就是第一次的公开赏莲之会。
为何大家都在赏莲之会上夸赞朱诚泳？因为朱诚泳执政为民非常勤俭，而且有很好的政绩。比如他在西大街正学街那里建了一所“正学书院”，让宗藩家族子弟、王府保卫人员的子弟都可以读书上学。他还修水渠扶持农业，留下了很好的口碑。而朱诚淋生活奢靡，在西大街他的永寿王府建了一座九层的楼阁。建好之后，朱诚泳给他写了匾额挂上，还写诗来记录了这件事。
朱诚泳写的这首诗叫《处善楼为永寿王东轩题》：“百尺危楼喜落成，九重赐额一时荣。圣经浩浩乾坤大，祖训谆谆日月明。莫向绮罗丛里醉，直须韦布境中行。传来天语南山重，好学间平享令名。”劝他不要成天泡在女人堆里，要多和老百姓交朋友，这样也才能在宗藩族群里留下美名。
在朱诚泳写这首诗教育他之后，朱诚淋刻了这幅《瑞莲诗图》立在孔庙来表达对哥哥教育他的态度。为何要要立在孔庙？因为当时各级官员要来这儿祭孔，他在《赡学田颂碑》的碑阴刻了这块诗图碑，目的就是为了让来祭孔的官员看到他的态度，用它来表达对哥哥劝诫他的回话。
《九鸶图》用九只鹭鸶谐音“九思”，借名字宣扬其父美德
杨兵介绍，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大夏石马北侧元代《安西王盛德之碑》的碑阴刻着一幅《九鸶图》。这幅刻图上面有“澹然亭”三个大字，再往上还有跋文。画面上是九只鹭鸶在水草边栖息，跋文写的是：“耀州左思明书……兹搜碑洞空石谨刻六十字以□万祀。万历癸巳儿左史敬跋。”由此可见，写跋文的人名字叫左史，他为什么要刻这个图，又是怎样用这幅图来宣扬他父亲左思明的美德呢？
在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宋、明两代是花鸟画发展的高峰，画面上的形象都很真实，和眼睛看到的一模一样。但宋、明两代还有很大的区别：宋代的花鸟画突出写真，自然界里是什么状况的就怎么画。宋徽宗是文化底蕴深厚的皇帝，他画一只鸟落地的时候，都要观察是鸟的哪只脚先落地，在画上都要表现准确。若是取仕的时候画错了考生就会被落选，要求非常严。而明代的花鸟画，虽然也是写实的，但不是写真的，经常把不同季节的动植物融到一起，这在自然界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何会这样呢？因为明代的花鸟画有个特别突出的功能就是寓意性。
这幅画上题的作者是吕纪，经过考证是伪托的。吕纪是明代特别有名的宫廷花鸟画家。提到吕纪就会提到林良，林良、吕纪就如同颜真卿、柳公权并称一样。林良画过一幅画，是两只仙鹤立在竹林里面。仙鹤在《诗经》里的记录是“鹤鸣九皋”，它的生活环境是沼泽地，而不是竹林，在竹林怎么可能看到仙鹤的踪迹？但林良就是用自然界里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来表达美好的寓意，用“竹”与“鹤”的谐音来表示“祝贺”的意思。当有官员晋升或家有老人过寿，就送一幅这样的画来祝贺。
《九鸶图》同样是利用了谐音的手法，把九鸶的“鸶”谐音为思想的“思”，借指孔子在《论语》里面说的“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是教人谨言慎行的九种行为规范。
左史为什么要把《论语》的“九思”附会到这幅画里呢？因为他父亲的名字叫左思明，就取自论语“九思”里的“视思明”。所以，左史用《九鸶图》来宣扬他父亲左思明的美德。
因关羽是忠义形象的代表，而被历代帝王不断加封
在我国古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关羽都享有很好的声誉。那么“汉寿亭侯”到底是什么等级？关羽是什么时候被后来的皇帝封王封帝，享受帝王祭祀礼仪的？
杨兵介绍，在关帝专题里有七件跟关羽有关系的石刻线画，还专门制作了一张《历代帝王敕封关羽的封号》原创表格。这些石刻线画中单独出现的关羽形象，名字都叫的不一样，有叫“关夫子”的，有叫“关帝圣君”的。这是因为不同时期的帝王给关羽的封号不一样。
汉献帝时给关羽的封号是“汉寿亭侯”。 “汉寿”实际上是“湖广常德府武陵县北”的一个地名，“亭侯”是个侯爵名。在侯王里面，贡献大的食县，由一个县的俸禄来供养他；贡献小的食乡或亭，级别就低了。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也就是说，关羽享受的只是方圆十里的俸禄，连乡都达不到。这个级别是非常低的，吕布的地位比他要高出两个等级。
在蜀汉后主刘禅景耀三年时，给关羽封的是“壮缪侯”。这个封号实际上对关羽有点不雅，就是壮志未酬的意思。刘禅管理国家的时候，关羽老是想要复兴大业，总是没能如愿。
唐德宗时，关羽进一步被崇祀，进入武庙成为武成王姜子牙的配享，排位在第十四位。尽管比较靠后，但这时已经进庙了。
此后的北宋和明代是给关羽封号最多的时期，这也是关羽后来被作为神来崇祀的最关键的两个历史时期。
宋徽宗时先后四次给关羽封号，先封的是“忠惠公”，后来封了“崇宁真君”。宋徽宗是崇道的，崇宁是他的年号，崇宁真君是他自己的号，他把自己的号赐给了关羽，可见他对关羽崇信到了何等程度。接下来，宋徽宗又把关羽封为“昭烈武安王”、“义勇武安王”。从侯到公再到王，这是一个跨越。
南宋赵构时，“义勇武安王”这个封号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地位又给抬高了。
到了元代，元文宗敕封关羽“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祠祀关羽达到高潮。
明代时，明神宗又敕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三界伏魔大帝”、“三界伏魔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特别是万历二十四年给关羽塑像，戴九旒冠，穿龙袍，一下把身份抬到最高，达到了帝王级别。
到了清代，由于关羽已经被敕封到最高地位不能再高了，只能在称号前面加号。光绪五年时加号至26个字，最后的封号是“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时候关帝的地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关帝庙的数量也超过了孔庙的数量。而为什么又把关羽称作叫“关夫子”？这实际上是随着老百姓对关羽的崇信，关羽也具有了儒家思想中的教化功能。
为何在宋、明两代，关羽的地位得到了突然提高？这其实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有直接关系的。在宋代尤其是宋徽宗时“国破山河不在”，需要通过崇祀关帝，一方面保佑山河永存，另一方面是要激发民众忠诚于国家，因为关帝是忠义的代表。明代也是这样，因为明代倭寇横行，尤其是临海的地方倭寇特别多，为了平倭，需要崇祀关帝来保佑。“所以关羽在历朝历代地位的抬升，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从人到神的转变的过程。”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 文/图（部分文物照片由西安碑林博物馆提供）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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