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一部农民视角的变革史
　　 这是一个农民的故事，和其他中国农民一样，他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耕耘庄稼，也种下希望。从精神枷锁解除的那个年代开始，一旦闲暇，他就拿起笔，记录他所关注的一切：土地、土地上的人与事、过往的岁月，以及当下时局的点滴变化。他一直记录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离去后，留下厚厚几摞内容庞杂的文字 。

　　 客观地说，这些文字反映的只是一个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农民的见闻和思考，而且大部分囿于西部一个再小不过的乡村里，但换个角度看，这恰恰是一个正史无法包含的散发着草根气息的田野标本。它以一个农民的视角，尽力关照着生活在中国西部乡村和都市的人，乃至于折射出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变革，包括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等诸多方面。    【详细】
■2006年：社区卫生服务对居民医疗下猛药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曾被老百姓誉为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为群众提供廉价便捷的医疗保健服务，提高全社会疾病预防控制水平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一场惠及百姓的医疗改革就此拉开序幕——— 　

家住西安市东关南街西安二中家属院的71岁老人王竹兰，谈起7月3日卫生服务中心抢救老伴的事情，非常感动。那天早晨，她的老伴周恩科感觉身体不适，她便搀扶着老伴来到东关南街卫生服务中心。刚到大厅，老伴突然昏厥，东关南街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护士迅速赶来，把老人抬上病床，展开抢救。几分钟之后，老伴苏醒过来。“我没有挂号，没有交钱，社区医院及时对我老伴进行了抢救，要不然，老伴就到了另一个世界。”王竹兰感动地说：“还是社区医院方便呀！要不然。像老伴这种急症，去医院的路上，时间就耽搁了。【详细】
■2005年：网民议政凸显草根力量
    作为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和一名热衷于时事、公共事务探讨的网民，网名“秦透社”的田雨晴没有想到，由他在网上倡导并组织的“西安发展十大教训”引来西安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并引发连锁的“整改”。这一幕发生在官员“触电”还属于很新鲜阶段的2005年，并在全国引起轰动。“如果当年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能多听取一下民意，可能有些事情就不会被列入‘教训’。”时隔3年后，田雨晴感慨地说。

     2005年，已成为田雨晴生命中一环无法忘却的结。

这个结上有两个词组无法回避，一个是“秦透社”，一个是“西安发展十大教训”。”  【详细】
■2004年： 宝马彩票案和“愣娃”刘亮  
　　2004年的宝马彩票案，发生在公民维权事件频频发生、公共利益日益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介草民的刘亮，为维护个人利益奋力抗争，媒体基于良知和职业道德，深入追问，最终推进了宝马彩票案的圆满解决。2008年，中国第一个《彩票管理条例》有望出台，一个人的抗争最终促进了法律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在改革开放30年来，这样意义深远的事件绝非孤例。

　　 2005年，刘亮给自己买了一台电脑，也为自己起了个叫“一生何求”的网名。有什么含义吗？他挠挠头，腼腆地笑了：“可能还是包含着我的理想吧。” 和4年前相比，“陕西愣娃”刘亮已经长大。2004年3月25日，当他爬上西安闹市区的广告牌，俯瞰黑压压的人群时，他距离18岁还有7个月。           【详细】
■2003年：抗击非典 在小汤山的日子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让整个中国陷入一场灾难中。如果说，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篇章中，这一年要留下点什么，那么，我们应该记住那些曾经战斗在非典一线的人和事。

    2003年5月初，经过六天七夜建成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投入使用，医护人员从各个部队抽调而来。其中，第四军医大学从所属的西京、唐都、口腔医院抽调70名医护人员奔赴小汤山。

    抗击非典，小汤山创造了一个奇迹……
    问及当年去解放军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的感受，第四军医大学心脏内科副主任李伟杰说：“只要有勇气去，就是英雄！”      【详细】
■2002年：怀念“狼” 不能忘却的国力  
　　国力，中国“足改”后西北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曾缔造了中国的“超白金球市”，为陕西赢得美誉，也因假球丑闻而落魄他乡，最终名落孙山。

　　陕西足球在改革中几经沉浮，国力已然成为那个时代的标本，让人爱过、痛过之后，仍然难以释怀……

　　2002年3月24日，“狼迷”们的一曲“挽歌”，让这里从此寂寥——国力的神话不久便颓然谢幕。

    那是陕西球迷永远的痛与追忆。       【详细】
■2001年：大型超市走进市民生活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需要排着队凭票去买东西，那时大家可能想不到传统的百货商店有那么多的不方便。当商品比较丰富甚至供过于求的时候，生产出来的东西怎样卖出去，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了，超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国外引进的。它的自选、薄利多销和一站式购物理念悄悄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方便地购买到廉价、多样的东西———

    10年前，如果有人拿一个印有“超级市场”字样的塑料袋，那一定是一个时髦的人。如今，无论你在一个城市东南西北，都会找到一家最近的超市

    西安第一家超市诞生于1993年，但市民真正与超市的亲密接触，却是从2001年开始的。      【详细】
■2000年：樊改改和“凤翔改改”之争  
　　在关中西府一带，“改改”是“愚笨”和“弱智”的代名词，凤翔一名农民偏要用“改改”作为自己的店名。在注册遭拒后，他和县工商局打起了官司。当时有媒体评价说，此案关乎中国西部开发中的观念之争——

　　在上世纪末的凤翔县，“改改”一词在民间是“愚笨”和“弱智”的代名词，可是在世纪交替的2000年，当地一位农民偏偏为了能叫“改改”，锲而不舍地打了场官司。

　　这场官司曾引起中央、地方甚至海外许多家媒体关注，当年的《香港商报》评价说，此案关乎中国西部开发中的观念之争。               【详细】
■1999年：朱镕基到延安 开始退耕还林
    延安市土地总面积为3.7万平方公里，当时的水土流失面积就占到了2.88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在延安，整个行政区域内有80%的土地都承受着水土流失的巨大困扰。

    水土流失，导致延安市当时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超过2亿吨，而这2亿吨泥沙已经占到了陕西输入黄河泥沙总量的三分之一强。

    粮食不够吃，老百姓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开荒，但却陷入了周万龙所指出的恶性循环：“越垦越穷，越穷越垦。”           【详细】
■1998：老陕张朝阳成中国网络“教父”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关键动力是什么？是谁找到了互联网发展的核心按钮？10年后，我们试图解读这些问题，将不得不问道于中国互联网“教父”张朝阳——一个地地道道的西安人。

　　5月4日，北京奥运圣火中国大陆的首站传递在三亚举行，张朝阳跑第十一棒。一惯行事沉稳的张朝阳对这一棒并无太多表述，但早在传递之前，“中国互联网第一棒”的说法就已见诸国内大小媒体。

　　上午9时许，张朝阳在奔跑时向人群中扔出去他的发扎，这个发扎正好被刚从法国赶回来的留学生李洹接到——李洹也是地地道道的西安人。          【详细】
■1997年：全国劳模于素梅西安开店修脚
    1997年9月8日，在西安市南郊陕西师范大学门口，一家普通的修脚部热热闹闹开业了，场面再通俗不过：花篮簇拥下，店主人致辞向来宾表达谢意，几位官员鼓掌祝贺。那一年社会上风行浴足店、洗脚屋，年轻人对此熟视无睹；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却因为商号中的“于素梅”三个字，引得不少议论。

    于素梅的修脚工生涯，是从位于西安市北郊的大众浴池开始的。  在传统观念里，人的职业被分为三六九等的，而“上九流，下九流，理发修脚流外流”。可26岁的于素梅却主动要求学习修脚，让家人“闹心”了很久，家里十个人中有8个反对，支持的只有她的老革命父亲。                            【详细】
■1996：依法治国下陕北“民告官”  
　　1996年，当陕北农民任光厚将榆林地区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推上被告席时，他碰触了国家最敏感的一根神经：选择法制还是法治？只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就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吗？

　　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法治”，这个蕴含着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的词语，伴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出台，真正走进了执政党的纲领之中，也走进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枣花开了，香气淡淡的，枝头的杏儿也红了。窑洞门前，老猫慵懒地伸长了身子……这是陕北高原上一个普通的夏日。                          【详细】
■1995年：荣海，从教师到首富
    上世纪80年代末，大学教师荣海“下海”，当时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意识到这就是创业的开始——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也就在此时渐渐成长，经历失败、成熟、成功、蜕变、飞跃。从1988年的15000元到最高峰时的60亿元，荣海完成了从教师到商人、再到富豪的转变。

    选择荣海作为改革记忆的一个节点，是因为这一年，西安市民开始喝着一包苹果汁，逐渐认识荣海这个人。

    1995年7月，西安。一个巴掌大小的方盒饮料出现在市场上。它红白两色，白底子上画着一个大大的红苹果，看上去很诱人，上面有两个字：“荣氏”。         【详细】
■1994：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作为一种具有先锋意义的音乐流派，摇滚乐于上世纪80年代从海外传入中国后，足迹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它越过中国许多主流城市，在地处西北的古城西安受到狂热追捧，并由这里的年轻人创造出新的辉煌。对这一文化现象，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说法是，“秦腔本身就是中国最早的摇滚”。

　　 就在张楚漫不经心地玩耍着吉他的时候，另外两个与他几乎同龄的西安小伙子也正自顾自地在摸索着吉他弹唱和原创音乐的脉络。

　　一个是比张楚大一岁的郑钧，1987年考入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整个大学时代，不知疲倦地练习吉他。与张楚同龄的许巍16岁开始学习吉他，1986年4月获得西安市第一届吉他弹唱大赛一等奖后，正式尝试写歌。   【详细】
■1993年：“陕军东征”路上的性风波
    在国人风风火火忙“下海”的1993年，小说一夜间成为阅读率最高的文字。这批走火的文学原产于陕西，他们的作者就像私下里约好似的，突然发飙，形成声势浩荡的“陕军东征”。小说中的性描写直逼前辈兰陵笑笑生。

    网上对《废都》性描写的批判很多，却很少有人知道《白鹿原》刚出版时也遭到质疑，包括性描写。细细比较《白鹿原》和《废都》，如果撇开艺术单纯谈论性描写，也许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小娥勾引黑娃偷情那一段，甚至出现赤裸裸动作描写。

    《废都》热卖时，一些书店的门头上悬挂着大幅宣传标语，公然称它是当代《金瓶梅》。那些日子，报章上关于《废都》的新闻绝不比后来的章子怡到好莱坞发展少。                    【详细】
■1992：来辉武和他的505神话  
　　 1992年，一种被称为“505神功元气袋”的红裹肚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如日中天，仅上缴的税金就占咸阳市所有公务员工资的1/4。它的发明者来辉武感到欣慰，他放出豪言壮语：“505经久不衰，将与人类共存亡！”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可能大半个中国的人们都在为一个红裹肚而着迷。这个比巴掌略大的东西叫505神功元气袋，人们相互之间传着只要将其戴在肚脐眼上，会百病痊愈。

　　1992年，这种“红裹肚”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如日中天，咸阳保健品厂门前，总有数千人排队等待进货。505在冰河未开的中国保健品市场上逐渐升温，甚至开创了中国的保健品行业，“健”字批号从505开始。   【详细】
■1991年：陕北煤老板艰难起家
　　提起陕北，人们不由得就想到西北风刮起的满天黄土和那些住着窑洞、唱着信天游、手持牧羊鞭的陕北老乡。在国内外许多人心目中，陕北是干旱、荒凉、贫瘠的代名词。然而，1991年起，依靠陕北丰富的煤炭、石油资源，一些有胆有识的陕北人放下手中的农具、牧羊鞭，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开始了创业之路。

　　他们其中的一批人后来成为身家过亿的陕北煤老板。位于陕西北部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府谷县，自古以干旱、贫困而声名远扬。曾经的府谷县，光棍成群，衣食艰难！

　　到了1991年，神府煤田开发如火如荼，府谷县委、县政府也开始鼓励私人办煤矿，只要掏10元办证费。一位姓张的煤老板回忆当时的情况后悔不已：那时候要掏10元钱，不管是农民还是干部，现在都是亿万富翁。【详细】
■1990年：背负11条人命 魏振海终伏法 
    绰号“小黑”的魏振海，曾是西安“道北”黑道所熟知的“老大”。1986年10月20日，他在小寨东路一家属院公然持枪杀人抢劫。“犯罪分子持枪杀人，这在西安市建国以来还是没有的！”西安警方为之震惊，与其展开一场历时3年多的惊心较量，也给西安人留下了难忘的“严打”记忆。

“‘小黑’，咱们又见面了！”扳起魏振海的头，时任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刘平给他“咔嚓”了一张。魏振海面无表情，不少民警却已喜极而泣。
   这是1990年的1月30日，一度让西安市民谈之色变的暴力抢劫杀人犯魏振海越狱两年后再度落网。
   沿长安路北行游街，数以千计自发赶来的市民，都想看看这个外号“小黑”、胆敢向公安挑衅的凶徒的真面目。 市民闫德开清楚地记得，押在死刑车上的魏振海端平着头，面无愧色，依旧一副嚣张的模样。   【详细】

■1989年：清理整顿 “公办公司”
    尽管遭遇了前一年全国性“物价猛涨”和“抢购风波”，但陕西省政府还是在1989年元旦过后召开了一次热烈的、意在激励继续发展的表彰大会。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等12家属于“超前试点”企业的厂长们披红挂绿走上主席台，每人领到了一本省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表彰他们在前一年带领企业为社会做的贡献。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尽管当时各类企业公司如雨后春笋相当繁盛，但受表彰的12名企业当家人中，清一色的仍全是国营企业的负责人。  
    表彰会召开13天后，就在许多人还在纳闷“为什么受表彰的没有‘公办公司’”时，省政府向全社会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公司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又被称之为“15条”，主要针对的是包括“公办公司”在内的各种公司。 到当年年底，全省有105家省级部门的公司（中心）被第一批撤销整顿处理。                       【详细】
■1988：明星企业家应治邦沉浮录  

从积极意义看，应治邦当年的所作所为，在陕西的改革开放史，尤其是经济体制革新和国企思想开放史上，依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空间。“应治邦时代”的终结，像极了一次“急刹车”——在一声刺耳的尖叫和一条长长的拖痕后，戛然而止。

对于曾经的国棉五厂，后来的五棉集团，如今的五环企业集团来说，那场发生于1996年的“急刹车”，成为50年企业史上一道最具标志性的分水岭。 如今，这家曾经在国内纺织业一度排名居首的大型国企，这家曾经“子公司”、“孙公司”相加有“一百单七将”的“企业航母”，在经历了“应治邦时代”后，遭受重创，在市场大潮里小心翼翼，艰难前行。 一家企业的历史，往往也是一个时代记忆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回望“应治邦时代”，也定然能发现，他的存在，有着作为时代素描的价值。    【详细】
■1987年：陕西彩电的最牛年代
   中国终于在1987年这一年制造出1934万台电视机，超过邻国日本，从此成为世界上年度制造电视机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一成绩一直保持到今天。
   这一年秋末冬初，陕西省政府特别召开一次表彰大会，重奖“如意”、“黄河”、“海燕”3家彩色电视机厂——这3个土生土长的企业，在当年10月下旬全国第一届彩电评比中，集体揽获第一名。
   1987年前，由于当时国内电子元器件技术性能低、品种不齐全，致使出自中国大大小小厂家的电视机，天生带着一身病。
   那个年代，幽默的国人用当时上映的几部电影——《看不见的战线》、《多瑙河之波》、《今天我休息》来讽刺国产电视有声无像、不稳定等质量问题，不少人发现，家里的电视总是要打上几拳才能跳出人影来。    【详细】

■1986年：《野山》历难重重抱“金鸡”
    1986年《野山》获金鸡奖六项大奖。
    其实，这部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反映农村改革、农民思想解放的影片，是在历经重重磨难后才拿下金鸡大奖的，争议的原因主要是“题材”和“导向”问题。 时隔20多年，记者寻访当年亲历者，感受那些触动心灵的往事。
    《野山》是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部电影，改编于贾平凹的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从1984年下半年起，在当时的陕西镇安县米粮乡一带拍摄，历时近一年拍摄结束，后出品发行，一鸣惊人。
   在1986年的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中，这部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反映农村现实和思想解放的影片，一举获得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录音、最佳服装六项大奖。         【详细】
■1985年：赵长军 从冠军到“教头”
   赵长军是中国武坛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十连冠”。1978年至1987年，在国际国内武术比赛中夺得金牌50余枚，荣获十次“个人全能冠军”，成为中国武坛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十连冠”。1987年退役。1993年“下海”，创办武术学院。目前，在美国新泽西州也设有武校。
   他1987年退役，1993年“下海”，创办武术学院。目前，在美国新泽西州也设有武校。
   1985年盛夏，西安，第一届武术国际邀请赛举行。 在这届邀请赛上，陕西小伙赵长军拿了4块金牌，给乡党长了脸。而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赵长军还没有意识到，他正站在自己思想和人生的拐点上。
   赵长军说，如果没有1985年，他不会接触到更大的世界，脑子也不会开窍。而那一年也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岭”，之前能打100分，之后勉强80分。      【详细】
■1984年：第一批个体户的沉浮
   今年46岁的常琦是西安第一代个体户，尽管他如今守着仅能维持生活的小商店，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曾风光一时。
   在那个年代，20万元意味着5个大学毕业生奋斗50年的工资收入总和，而且前提必须是不吃不喝不花销。但对常琦夫妇来说，他们积累那些财富仅仅用了5年。
   那时挣钱很容易，卖衣服不用装修店面，用几块布把墙一围，然后把各类裙子挂满墙，顾客简直就是蜂拥而至，他们两口子每天都累得没有力气去点钞票。从没担心过会赔本。
   当时西安市最繁华的街道，恐怕要数解放路大差市，其次才是东、西、南、北大街，除此之外西有土门，南郊就数小寨最热闹。                          【详细】
■1983年：骡马市开街静悄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西安，除了五星红旗之外，似乎一切都灰蒙蒙的——灰土色的房子，灰黑色的衣衫，这样的场景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而这一切，在1983年开始改变。
   这一年，距离钟楼不远处的骡马市，一条矮小的服装街开始红火起来。
   骡马市开街后西安“时髦”了起来，因为摊点多了，老百姓觉得方便实惠，又可以讨价还价，骡马市的人气慢慢旺了起来。起初，权改在城隍庙进货，后来觉得本地货进价贵，决定去南方。
   就像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步伐让西方人吃惊一样，骡马市的发展也让西安人始料未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骡马市街道上从北至南已经搭满了石棉瓦棚子。原来两旁的老住户看到生意这么红火，就将自家的房子改建成沿街门面房向外租赁或自己做生意。      【详细】
■1982年：西安来了个“铁市长”
     张铁民任西安市长只有3年，从1981年11月到1984年11月。时间很短，留下的印记却很深，给市民留下的印象更不用说。如今，与“铁市长”一起工作过、接触过的人回忆起他，也情难自禁。
     敢于碰硬、铁面无私的“铁市长”，被老百姓传颂最多的故事，却是他体恤群众，给老百姓办的那些实事。这是“铁市长”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并非冷冰冰板起的铁面，而是温和的笑颜。  
    他对我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自己要有本事，要像老百姓的孩子一样。
    他是性子很直的人，不会拐弯抹角，有不同意见，会直接说出来。他是原则性很强的人，有人说他是个办事的人，可就是不给自家人办事。
    “铁市长”轶事：换锅    买火柴   卖菜                     【详细】
■1981年：农民王高志的“投机”经历
    1981年，“倒爷”风行，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分子的活动。王高志因倒卖生漆，赚取差价，成了陕西省打击投机倒把反面典型，被监禁6天。
    这一年，为了让自己的3个孩子吃饱饭，有衣穿，位于秦岭山区的商县阳峪河公社银明大队的社员王高志，冒着一年脱两层皮的危险，当起了割漆工。随后在“倒爷”们的指点下，一心想发家致富的他，打听到汉中的生漆价格比宝鸡每公斤高出7元，于是将生漆贩卖到汉中，没想到却成了“投机倒把”分子，换来6天的牢狱生活。
    1981年，是王高志充满理想与灾难的一年。
　　 “到死都不服气我是投机倒把分子。”想起那陈年往事，王高志紧皱双眉，拿烟的手微微发抖。 【详细】
■1980年：“摘帽”后的第一个春天
   1980年5月，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千古奇冤，一朝春风荡涤。在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千百万的苦难者，因“拨乱反正”获得新生。解冻的中国大地上，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重新焕发生机。
   春天来了，充满希望与变化的一个时代开始了。
　 1980年，在郑大年的记忆里，仿佛只有一个季节，那就是春天。“心里的大石头挪开了，人们都欢天喜地的。我呢，一分钟都不愿意浪费，开会的间隙都在看书。那时，我的偶像是陈景润！”郑大年说。
   电影《桃花扇》可以公开放映了。郑大年专门去了趟电影院，银幕上，他看见了17年前的自己。
   作为演员，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已在“文革”那腥风血雨中消磨。他心里着急，想把那丢掉的时间追回来。《八十年代一天也不能耽误》，这是1980年2月《解放日报》上的一则社论标题，也是整整一代人急切的呼唤。【详细】
■1979年：36人摁手印“秘密分田”
   1979年，中央宣布：“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 去批判。”当年春夏之交，城固县城关集市开张，关闭多年的集市贸易逐渐恢复。
　 1979年9月，南郑县红茶人民公社铁匠街生产队36户社员在队长李云山的带领下，偷偷“分田到家”。而在7个月前，安徽凤阳小岗村已将土地分到18户农民名下。一年后，这种来自基层的探索为中央肯定，几个农民的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而铁匠街生产队的“秘密分田”，为陕南、乃至整个陕西的“包产到户”走出了第一步。
　 当时37岁的共产党员李云山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从部队回到铁匠街生产队已经16年了。16年来，他和社员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但“吃不饱、饿肚子”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李云山建议生产队把集体的田地包产到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耕种……他的这一“想法”在当时不仅很大胆，而且很“反革命”。 【详细】
■1978年：架子车引争议
 　 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极“左”思想被逐渐抛弃，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序幕终于在1978年最后几天拉开……
 　 1978年的报纸，如果要说出10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四人帮”、“揭批运动”、“大寨”、“真理”一定能登上排行榜。
 　 和全国人民一样，两千多万陕西人早早就感受到了变化，而对于领导层来说则面临新的困惑。一方面，大家很想把陕西的“国民经济尽快地搞上去”，另一方面又经常会在“方针路线问题”上陷入困扰。
 　 1978年，陕西出台过一个文件（陕发<78>87号），很有点“物权法”的意思，它明确农民自己出钱购买的架子车，生产队不应收归集体所有。 那时候，人们‘一大二公’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私人拥有生产工具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所以一个架子车的问题都要省委发文。　 　 　 　 　 　 　 【详细】
专题制作：二月飞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