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一段时间内卷入故里之争的地点，可以归纳出“大省小城”的特点---屡屡参与竞争、乐于曝光的多是地处文化大省但缺少知名度的小城市，如选秀一样，它们要的就是借此“出位”。通过争赵云故里的激烈对抗，河北临城和正定果然一夜成名。

　　然而无论是提高知名度还是优化环境，最终动力都来自于经济利益驱使。天津历史学学会理事裴钰就认为，故里之争是区域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他习惯用数据说话：“黄帝故里”之一的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9.3%)。”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靠着“帝尧故里”，其旅游门票收入已由开发前的每年7万元提高到现在的千万元。

　　某网站曾发起调查：“你认为名人故里争议事件层出不穷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答案中，“巨大的商业利益”位列第一。

　　各城市的旅游规划真的“看上去很美”。

　　根据《南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该市计划打造“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预计2012年，集聚区文化旅游综合收入将达到4.15亿元;2015年，将达到14.35亿元。规划期末，集聚区文化旅游产业从业人员将达到两万人，带动社会就业8万人。

　　但靠古人营销城市并非没有代价。湖北随州“炎帝神农故里名胜风景区”、湖南株洲“全球华人炎帝文化景观中心”项目，计划分别投资4.4亿元和100亿元，而这两个地级市2009年的财政收入分别是17.5亿元和100.33亿元，上述项目就要占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全部。两个项目分别占地3000亩和2970亩，对于人均耕地只有0.87、0.85亩的湖北、湖南省来说，这3000亩地，相当于3500多人的耕地面积。

　　“争了故里，才好圈地砸钱。如此大的投入，占用这么多原本稀缺的土地资源，经过了哪些环节的论证，经过了哪些部门的审批，不得而知。”陈勇质疑。

　　从2003年到2008年，河北巩义为了打造“杜甫故里”，强迫当地村民四次搬迁。有人慨叹“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精神与这样的城市如何匹配?

　　河南中牟的“官渡古战场”景区，于1993年投资1680万元建成，1999年景区收入为38981元，2000年跌到10616元，2004年后，门票收入每天不足30元，游客不到两人。

　　2008年山东说要投资300亿元在济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遭108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反对，甚至被公众批判为“宁可300亿拜鬼，不肯拔一毛利民”。

　　一个寂静的山谷，一间始建时间相当于元代的修道院。登上油漆斑驳的楼梯，游客会发现一台电视机孤零零地播着flash，讲述13位修女饥荒年代在这里收容逃荒者的故事。这是一处英国“景点”。

　　“中国游客觉得不可思议。”刚探访过该景点的喻学才说，因为中国人看多了“大投入生产出的大文化”。动辄数个亿投入旅游文化项目，即使在一些贫困地区也不鲜见。河南鹿邑花2亿为老子修明道宫和太清宫，安徽涡阳建一个老子骑青牛铜像就花了120万。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吴祚来下定义为“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当代人有时想动用自己的财富与实力，来打造场面宏大的古代文化价值。但人们看到的只是铺张的建筑样式，绝非古老而永恒的核心价值理念。

　　喻学才也有类似体会：就像京剧只有“一桌二椅”，舞台上东西越多，戏剧精神就越少，艺术也就越少。“何必要把真牛赶上舞台呢?”他认为，重视传统文化并不一定要把汉唐建筑都恢复起来，大兴土木往往是最笨、最假、最劳民伤财的做法。

　　陕西作家陈忠实在谈到西安时曾说：历史不应该是这座城市发展的资本---有点可疑的资本。

　　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表示，大家一拥而上争夺名人故里，充分说明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严重不足。表面上看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实质上是文化自卑感的阴影。

　　跟中国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形成最直接对比的，是刚刚游到上海世博会的丹麦“小美人鱼”，个头儿不到1.8米，却被丹麦乃至全世界视作瑰宝。

　　喻学才曾经为浙江某个国家级风景区做规划，并根据景区特色作了宣传主题曲。送给当地政府审阅时，正赶上主管官员从美国拉斯维加斯考察回来。“可以用拉斯维加斯的曲调嘛!”一句话搞得喻学才哭笑不得。根据他的观察，照着西方的葫芦在中国画个瓢，似乎是不少地方官员在规划和设计城市形象时普遍选取的“捷径”。

　　所以他乐观地相信，一轮轮名人故里争夺战或多或少会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争名分、攀祖宗的古人经济和文化铺张背后，不可或缺的仍然是领导意志。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认为，地方政府参与名人故里之争，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有可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二是借此提升本地知名度;三是通过对遗址和名人故里的修整，优化当地环境。而这三个方面都是可被列入政绩考核的指标。

　　对于历史资源的争夺，表象上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实质上反映了政府官员在政绩和GDP的双重压力下，既缺乏创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懒心态。裴钰认为，破除“懒政思维”迫在眉睫。

　　那么，城市旅游规划到底要向传统学什么?

　　“首先是多读书，现在的不少地方官员学历不低而文化不高。”一位参与多个城市旅游规划的文化学者如此评价。白居易营造庐山草堂，苏东坡经营杭州西湖，柳宗元设计万石亭，这些“开发者”本身就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和鉴赏水平。

　　当然，古人做这些设计开发，只图风雅美名，并不关心投资效益，现在搞历史资源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喻学才说，正因如此，才要求政府领导者更精准地确定城市形象和城市定位。

　　旅游开发的同时不能忽视遗产保护。瑞典历史学教授巴克特曼说，欧洲争名人故里的风气也很严重。瑞典有38个地方挂着“诺贝尔故居”、“诺贝尔小屋”、“诺贝尔学堂”等招牌;法国巴黎有三处巴黎公社社员墙;在德国，歌德有两个故乡，马克思有三个。

　　同样是为了吸引游客，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争的不是这些大师的故里何在，而是竞争谁对他们的遗迹保存得多、保护得好。而且，他们也不会动用纳税人的巨额款项率意而为，修建一些莫名其妙的仿古建筑。

　　清代，襄阳和南阳就为诸葛亮出生地争得面红耳赤。时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衡以一副对联劝勉双方：“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面对古代官员的如此襟怀，今天那些为政绩搞故里之争，为此不惜拿小学生当道具的领导难道不感羞愧?”陈勇说。

　　江油执拗地喊出“绝不分享李白故里”，让喻学才感到无奈。他说，“黄州赤壁”特色在苏轼的二赋一词，即“文”;而“蒲圻赤壁”则以《三国演义》中传说故事为特色，即“武”。“一文一武，联网推销，来个双赢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