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旭刚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其中一条规定引起舆论极大兴趣：企业领导要轮流现场带班，煤矿和非煤矿山要有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7月8日《广州日报》)

　　网友对这条规定表现了一种 “先肯定后否定”的态度。先肯定的是立意，领导既然“敢”下井了，那煤矿安全自然会受到重视，矿难也会少很多；后否定的是操作性，因为领导如果不想去的话，可以找N个办法让自己 “名已下井，人未下井”，所以担心规定只能墙上挂挂。

　　网友是敏锐的，事实也已证明，这则规定很可能是立意价值大于操作价值——— “领导下井”并不是什么新规定，其第一次出现在2005年，并且在这几年中在不断地被重复，但是，有规定并不等于有效果，矿难依旧在频频发生，伤亡者的名单中依然只有矿工没有领导。这就出现问题了，既然规定是旧的，那么“领导下井”的重申，为何还能抓住大家的眼球呢？“领导下井”缘何能被摆到各大网站头条被网友反复咀嚼呢？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说矿难产生的原因。矿难产生的原因，在官员和大众眼中是不一样的，很多地方官认为矿难是天灾，即便不是天灾也会想尽办法将它变成天灾；而公众则会不假思索地认为，矿难追到根子上，都是人祸而生，因此，当公众看到领导与煤矿、下井联系到一起时，自然是兴趣盎然，甚至还有人在调侃，“仅要求领导下井是不行的，最好让领导将办公室设在井下，这样绝对会杜绝矿难。”在这种调侃背后，体现的是老百姓对于矿难频发的不满，以及对官员监管不力的愤怒———你不是麻木吗？你不是对煤矿安全毫无痛感吗？那好，你也下井去吧，看你还麻木不麻木，心痛不心痛。这里隐隐约约还有一种恨不得让某些无良官员埋于井下的“恶搞”，这里头有某些老百姓朴素的善恶情绪，也侧面反映了某种割裂情结。

　　事实上，不只是在矿难这事儿上，在别的地方，领导与大众的割裂感也是极强的。“替百姓说话，还是替党说话”这类的雷语，以及那些嚣张至极的“我是领导”、“我是局长”都在说明着，有些干部和普罗大众的距离宛如天上地下般遥远。就如同在井上办公室里的安全意识，与深入井下的安全意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同样的道理，当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过的不是同一种生活，他们就很难能有相同认知，就很难对这个社会抱有必要的 “痛感”——— 如果不需要与民一起挤公交，就不会彻底理解城市交通的困境；如果不需要排队去看病，就会悍然声称看病何难买药何贵；如果不需要跟大家一起做“房奴”，就会对经营城市推高房价热心不已……

　　一方面，很难实现的“让领导下井”被大家反复咀嚼，侧证着我们在安全监管上办法的缺失，有些法律、监管、追责制度，都在官员具体的执行中被规避，被虚蹈，所以大家才会热衷于在这个理想化甚至有点乌托邦的 “领导下井”上做文章。只有所有的大领导小领导，都能将矿工之痛当做自己之痛，将矿工死难当成家人死难，从而严格按规则严管，才能期待将矿难从我们的视野中驱逐出去。另一方面，大家对“让领导下井”的“围观”、调侃，是在呼唤一种本该存在、现实中却非常缺失的官场逻辑——— 唯有领导干部们过着跟群众一样的生活，能有一种普通百姓一般的体验，才能不脱离群众，老百姓才会觉得，领导真的是“自己人”，才不需逼着你“下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