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驻京办撤离北京的大限，已经过了一个月。一切似乎在按程序有序进行，但据媒体报道，暗地里京城里正在上演潜伏的戏码：针对国务院办公厅的禁令，一些县政府开始阳奉阴违，以“黑户”的形式打起“地道战”，与中央斗智斗勇。这个结局在撤销县级驻京办的通知甫一出台之际，其实就已明了，驻京办不会轻易消失，只要县级政府感受到“驻京办”存在的收益大于成本，就有动力和能力让它改头换面地存在。驻京办是一种中国式政府派出机构，承担着联络地方与中央关系的重任。而究其主要工作，最重要的无非是公关中央各部委与截访，至于解决本地在京劳工权益和兴办商业实体，都是后来衍生出的次要权能。民间对驻京办的公关行为，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跑部钱进”，这是一个在暗箱中操作的交易，其水甚深。阳光被遮蔽住的一个后果是，地方上部分人事与项目的安排，带有私相授受的色彩。至于截访，更是一种被异化的政绩观下的前现代行政治理方式。

　　基于驻京办沉疴已久，长期以来难以摆脱贪腐形象（主要针对“跑部钱进”而言），中央才决定痛下猛药，希冀借助撤销驻京办这一举动，来一次刮骨疗伤。政策出台之初衷，亦可谓良善。但从目前实施的效果看，确实又打了很多折扣。历来令行禁止，都是在最开始的那一阶段最为有效，随时间推移，则江河日下。而今，撤销驻京办的政令在贯彻伊始，就已扭曲变形，其未来走向，怎能不令人心灰意冷？

　　我曾经接触过东南省份某县一位发改局官员，她长期举报本局领导多次以争取立项为由前往北京“跑部钱进”，其间的权钱交易简直肆无忌惮，但这种腐败，却得到县领导的支持。从地方政府的成本收益角度考察，“驻京办”的存在，较这种个别官员短期多次的赴京公关更为节省成本，收益也更大。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一种相互协作关系，驻京办靠长期以来在皇城根下的人脉经营，为赴京公关的官员建立了渠道。很多地方政府需要这样一个常设性的驻京办事机构，来争取地方利益。

　　在形式上的驻京办被撤销之后，地方政府面临三个抉择，或者从此不再做向部委公关的念想，或者靠短期多次的赴京来争取款项，或者就是让“驻京办”改头换面潜伏下来。潜伏可以维系原来的收益，基本上也不需要承担额外的成本，所以大抵会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选项。其实，在县级驻京办撤销的禁令下发之前，已经有相当数量未经登记注册的“驻京办黑户”，他们的成功经验将被复制到“后驻京办时代”。

　　事实上，在西方社会，亦存在各地政府为争取款项而衍生的公关行为。这种行为当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美好，其间也存在灰色的腐败，但只要地方利益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游说与公关恐怕都难避免。所以更为根本的解决之道应是让这种游说与公关尽可能公开透明，接受媒体与公众的检验与监督。

　　从中国的“跑部钱进”现象看，亦不能说地方政府对部委的每一个诉请都是不合理的，有时合理款项的争取也需要打点。从近年不断有部委官员落马，亦可看出，腐败带有这种双向互动性。将板子单独打到地方政府及“驻京办”上，并不公允。可以预期，在形式上的驻京办被撤销之后，这种暗箱操作式的权钱交易依然存在，那时，我们又该撤销什么机构？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撤销“驻京办”，而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一个有效且公开透明的联络与沟通机制。舍此，都是舍本逐末。

　　（韩福东 知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