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专家围绕“黄”的辩论

　　这场被认为是近年来最强劲的全国性“扫黄风暴”，到底能产生多大效果？扫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新的问题？“风暴”来后，这些“小姐”将流向何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为此专访了社科院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

　　环球人物杂志：从今年4月开始，我国展开了一场扫黄行动，您如何看待这场行动？目前我国的“小姐”群体有多大规模？

　　李银河：我没直接做过对卖淫群体的调查，但从专门搞这个研究的朋友那得到了一些说法，差异很大，有的说有几十万，有的说有300万，这些人以农村妇女居多。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卖淫问题，一直是个贫困问题。

　　王大伟：国家对此进行坚决的打击，对卖淫嫖娼行为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对社会风气也是一种净化，提高了公众的安全感。卖淫嫖娼这种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历朝历代均有表现。但在解放以后，因为我们采取了坚决有效的禁绝措施，一度从根本上杜绝了这一现象，创造了奇迹。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在解放初期能取缔，而现在不能？

　　李银河：我认为，那个时期的情况是很特殊的，它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是“反常”的，现在的情况才是常态。那时候可以没有妓女，深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上的，所有人都是低工资高就业，没有人在温饱之余还有闲钱去嫖妓；另一方面，那个时期，政治上的控制非常严，对道德纯洁性的要求也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是对照古代还是民国时期，现在的这种状况都算是回归“正轨”。

　　王大伟：解放初期有特殊的社会原因。当时，政府采取了关闭妓院、教育挽救、治病救人、识字引导等正确的方法，因此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环球人物杂志：“打击”到底是不是有效的手段？

　　王大伟：打击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常说“黄赌毒”，有时这些是同时存在的。有些人进行卖淫活动，就是为了对毒品进行消费；有时候“黄”也是和黑恶势力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加大打击力度，可以遏制他们的嚣张气焰。犯罪学中有一个词叫“犯罪转移”，主要意思是“犯罪是流动的”。比方说，最近“风声紧”，有些“小姐”就通过手机短信招揽“生意”，这就是犯罪学上所说的“犯罪转移”。所以，在打击的同时，也要注意配合多种手段，打防结合，综合治理。

　　环球人物杂志：像今年这样的打击力度，预计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李银河：以近30年的经验来看，好像没什么用，“黄”是扫不光的。其实，我国每年7、8月都有类似的行动，只是今年的力度大了一些。

　　王大伟：这次和以前不一样，有一种新的打击态势。只要这种态势能坚持下去，定期进行打击，同时综合治理，就会收到比以前更好的效果。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对各地政府“扫黄”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卖淫嫖娼确实有深层次的背景和原因，所以我们一是打，二是防，三是综合治理。如果把这个局面控制住，再进行综合治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

　　环球人物杂志：“黄”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哪里？这仅仅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吗？

　　李银河：我觉得，卖淫现象有两种作用：一是它确实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我看过的一个数据显示，我国2006年的强奸案，有57%是农民工造成的。这一行业使他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从这个角度看，色情行业多少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二是会让一些女性滋生好吃懒做的想法，走上这条道路就不太好。

　　王大伟：卖淫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从历史上到现在，都有很多负面影响。一个官员“下水”，无非就是“酒、色、财、气、烟”——“酒”是喝酒，“色”是嫖娼，“财”是赌博和收受贿赂，“气”是生气、斗气，“烟”就是毒品。这些对社会风气都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对于“色”，人们是深恶痛绝的。一个干部如果深陷其中，就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另外，它还会传播疾病，比如艾滋病。因此可以说，“黄”会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上，对人们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我国的扫黄行动不算少，但每次扫完之后，它都会再次抬头。

　　李银河：因为这其中有利益链，有需求，因此不可能根除。

　　王大伟：一是社会原因。在一些地方，很多人在谈生意的时候，先吃饭再去色情场所，已经成了“潜规则”。二是道德原因。夫妻之间的忠诚度与过去相比倒退了，道德标准也放宽了。三是生理需求。过去，人口流动少，人们的居住地相对稳定；但现在，流动人口规模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卖淫嫖娼现象就会有所抬头。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看到，在扫黄行动中，出现了卖淫女被游街示众的情况。

　　李银河：这种事情太令人发指了。这些人也有人权，必须得到尊重。这样侮辱她们，是非常原始的野蛮行为，不是文明社会应该存在的。所以，中央已经明文禁止这种行为。

　　环球人物杂志：“扫黄风暴”过后，政府还应该做些什么？

　　李银河：我觉得，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办妇女学校，传授一些技能，让她们还有其他谋生手段。仅仅采取打击手段，是“欲速则不达”。前一阵有新闻说，有些地方把“小姐”们聚集起来，发放避孕套，教给她们基本的预防疾病的知识，这是必要的、真正有用的。我们应该转变态度：卖淫者不应该是打击对象，她们更需要帮助。

　　王大伟：我们可以借鉴解放初期扫黄上的一些做法。除了罚款、教育之外，还要从根本上帮助她们，关心她们，了解她们的实际情况，帮助她们解决生活出路。我认识的一个公安局长，曾在一次扫黄行动中抓到一个小姑娘，她父母双亡，祖父中风在床。这位公安局长帮她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小姑娘从此有了正常的经济来源，不再走那条路了。

　　环球人物杂志：如何看待“卖淫非罪化”？有些专家说这是解决卖淫问题的一个方法。

　　李银河：我是提倡“卖淫非罪化”的。“非罪化”就是对成人之间自愿的性交易行为，不追究其刑事和治安责任。“非罪化”不是让人领执照、开红灯区。我提倡的是男女之间自愿性质的性活动，不管其中是否有金钱交易，警察都不必去管。现在这种传统的扫黄办法，只是将性工作者逼入地下，会带来很多弊病。因为警察要抓，她们就会寻求一些黑恶势力的庇护，这样又导致她们可能受到黑恶势力的逼迫和压榨。现在这种打击方式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更大。

　　王大伟：对于“卖淫非罪化”这个观点，我是持否定态度的。有什么数据能表明“非罪化”可以使强奸犯减少？犯罪学是一门学科，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的。我在日本和英国看到，一些卖淫行为半公开或全公开的地方，强奸与其它犯罪行为反而更多。

　　环球人物杂志：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对卖淫现象的态度是否发生了改变？

　　李银河：现在，大多数公众是同情“小姐”的，但也有一些人看不起她们，在道德层面不能接受她们。这种社会态度应该转变，我们要有爱心，要去帮助她们。

　　王大伟：对于卖淫现象，现在有几种态度：一是坚持要求不动摇地进行打击。这是大部分人的态度。二是适当放开，适当加强管理。还有少数所谓“专家学者”提出“卖淫非罪化”的观点。这些人在没有研究的情况下，随便说出这样的言论，会误导青少年，造成不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