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家属索赔成空
得知判决结果，昨日，从安康赶来的受害人之母宋念仁无比失望。
“她(被害人)常年在外打工，这几年家里全靠她，她一走，日子简直没法过了……”拿到判决书后，得知田荣荣及其家人无力赔偿，宋念仁一筹莫展。
据陪宋念仁一起去法院领判决书的侄女陈牡丹说，陈进芳的父母早年在外打工，家里就靠她一人照顾3个弟妹，既要给他们做饭、洗衣服，还要送他们上学，而那时，她也才只有8岁，后来母亲患病回到家，父亲则靠在煤矿打小工，支撑一家人生活，但外债依然很多。无奈之下，陈进芳16岁时便辍学打工，期间，曾因一次被小偷偷了刚领的工资，伤心过好久。
2011年，远在南方打工的陈进芳终于攒够2万元给家里寄来还外债;由于担心父亲身体，她不断劝他不要再去矿上干活了，她在短信中说：“爸爸，您别在那里做了，矿上太危险，你回去行不行，你出事了，妈妈她怎么办?你回去吧，现在我每个月能挣3000元了，家里账我来还吧!!”这条短信至今还存在她父亲的手机里。
惨案发生后，一家人陷入巨大悲痛中，陈进芳的父亲因患风湿病，只好回家养病，而母亲拖着病体，一边为丈夫筹钱买药，一边来往于西安、安康之间为女儿讨公道。艰难度日中，陈进芳最小的妹妹，也不得不辍学……
“对这样的结果，我想任何一个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都是无法接受的，她并没有任何过错，却被一个精神病人夺走了生命，这是多么的不公平!”陈牡丹说，每次悲剧发生，人们都只一味去关注案件发生的过程，却没有想过受害人一家的日子该怎么继续，这让她感到心情沉重。
本报记者潘京
律师呼吁：
应设“无主伤害受害人救济基金”
近年来，精神病人行凶事件屡屡发生，因精神病人及其家庭无力赔偿受害人家属而造成的事实上的“无主伤害”，也成了法律界颇具争议的话题。如2007年5月，安徽一位女工下班途中被精神病患者杀害;2008年3月，北京丰台一位骑车女子遭精神病人杀害，受害人的民事赔偿都得到了法院的判决支持，但由于行凶者无力赔偿，最终成了一纸空文。
对这样的情形，陕西省律师协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陕西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川指出，现实中，我国对于此类事件的处理存在“有救助，无救济”的法律盲区，我国关于司法救助的法律依据，来源于2000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24次会议通过、2005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47次会议通过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但该规定仅仅是在法院审理期间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在诉讼费、鉴定费等方面的减、免、缓，针对面非常狭窄，并不能真正解决当事人的实际困难，尤其是对精神病人造成伤害后，对受害人无力赔偿的事实上的“无主伤害”，更是杯水车薪。
“同见义勇为一样，无辜的受害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一样需要国家来保护，他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不能白白受到伤害。因此，应建议国家效仿见义勇为救济基金制度，以民政部门牵头，联合红十字会等慈善部门，设立‘无主伤害受害人救济基金’，将此类性质案件的受害人纳入到救济基金的救济体系中去。”陈川律师称，在法院有明确判决赔偿数额而被告人无法赔偿的情况下，由国家将该笔费用先行支付给受害人，一旦被告人有财产可供赔偿，则国家对其进行求偿。这样的好处在于，国家优先解决了受害人无法受偿的难题，及时化解了社会矛盾，同时又由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对被告人赔偿能力的监督，使其无法逃脱法律制裁，震慑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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