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袁仲一在兵马俑一号坑发掘现场。（资料照片）
一把铲，一条绳，探幽寻秘骊山陵，朝朝暮暮情。腰如弓，铲声声，奇珍异宝一宗宗。谁知精血凝？
石滩杨，荒漠漠，秦皇御军八千多，寰宇俱惊愕。人似潮，车如梭，五湖四海秦俑热。夜长人在何？
——《长相思》（袁仲一）
“《长相思》是写给所有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做出贡献的考古工作者，并对已仙逝的老考古队员表示怀念。”现年83岁的袁仲一精神矍铄，时不时从身后的书柜里翻出一两本书来展示自己的心得。
谈起四十多年考古生涯中的点点滴滴，忆起秦始皇陵、兵马俑发掘及其研究的一幕幕，袁仲一眸中洋溢着兴奋。那一座座陪葬墓（坑）、那一尊尊兵马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脱脱的生命——他与他们相濡以沫，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春秋。
袁老一再强调：“考古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这句话，他在采访中说了4次。“我作为考古队的一员，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兵马俑的勘探、发掘和研究，收获颇丰。”
袁仲一曾长期担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2003年退休；陆续出版过几十部发掘报告和专著。有人总结，袁仲一这辈子做了四件事：除了兵马俑，还有秦始皇帝陵的考古、铜车马的发掘以及秦陶文的研究，正是这些为袁仲一赢得“秦俑之父”的美誉。
陶俑曾被视作“怪物”打碎
其实，袁仲一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考古。1950年，他考入徐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徐州市一小学任教。出于对历史研究的强烈兴趣，1956年7月，袁仲一成功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年后，就读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
1964年，他主动响应国家号召，连续三次向党支部书记递交申请，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为什么一个江苏人，要从繁华的大上海跑到偏远的西北？
“没来之前，我也觉得西北‘飞沙走石满穷塞’。来了才发觉，西安环境不错，没有南方的梅雨天。作为十三王朝的古都，地上地下有研究不完的宝贝，西安简直是考古工作者的天堂，放眼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风水宝地。”袁老说完，嘿嘿地笑。
那个年代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方向大致分为四大类：石器、殷周、秦汉和隋唐。袁仲一学的是古代史，对甲骨文、金文等颇有兴趣，也参加过唐墓的发掘，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堂叔李寿墓的发掘。
1973年，当地农民灌溉田地时，李寿墓道塌陷被发现。袁仲一和队友屈鸿钧一起去了工地，见墓中壁画内容丰富，有农耕文化方面的资料，如马厩、磨坊，还有仪仗出行图、寺院、道观图等等。尤为特别的是，李寿石椁正面有扇双开门格式的小门，打开铁锁，人可以进去；还有罕见的龟形墓志，体积较大。
“李寿墓令我们大开眼界，为此，我还写了两篇论文。”袁仲一对自己的考古“处女作”比较满意。
1974年3月29日，临潼县西杨村，一些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一些陶俑碎片。当时，没人知道这些碎片价值几何。
“有的老太太，把它们供为‘瓦神爷’烧香叩拜；又有人说，那是‘十八罗汉’；还有人说，因为有了这些‘瘟神’，村里才这么穷。”在农村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袁仲一，觉得乡亲们特别可爱。20多天后，当地公社管水利的干部房树民跑去查看，认为不像“瓦神爷”，可能是文物，便向临潼县文化馆汇报。文化馆负责文物工作的赵康民，于4月26日让农民架着3辆平板车把这些碎片拖了回去，经过局部清理拼凑出2个陶俑。
消息不胫而走。6月30日，中央批示：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文物。7月15日，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驻西杨村，袁仲一任领队，同去的还有屈鸿钧、崔汉林、赵康民。
“临潼发现有碎陶片，估计一周就挖完了。你们去，挖完后写个报告交给陕西省文化局。”袁仲一出发前，领导如是说。
带着行军床、蚊帐和发掘工具，考古队员坐着解放牌汽车，上路了。当晚，在生产队粮库的院落里，他们驻扎在一棵大槐树下。
第二天，考察现场；第三天，清理现场、照相，并对周围出土、散落在外的陶片进行调查、收集。例如，在村南边一条碎石路上，发现有很多陶片，光袁仲一一个人就捡了两袋；一农户的厕所院墙上有个陶俑的手臂；还有小学生交来一只陶俑的手；从废品站里收集到一些铜镞；在粮库内发现了50多块秦砖，“当地农民甚至把它们当作枕头来治疗高血压”。
考古有套规程，先得确定边界，弄清坑有多大、坑边在哪。被散落的陶片激起了好奇心，袁仲一当即决定进行扩方挖掘，南北约24米、东西约14米，又出来陶俑三四十件。
屈鸿钧惊呼：“还未见过没边的东西，得钻探吧。”于是，程学华、王玉清等考古队员被派来增援。
经发掘，坑的范围越来越大。8月8日，考古队员和附近老农和万春聊天。和万春告知，自己10岁时，家父打水井挖出个“怪物”，就站在井壁上。一开始，井水充盈，后来越来越少，几天就空了。父亲怀疑是“怪物”喝光了井水，于是把“怪物”捞出来，吊树上，用大棒打碎了。
考古队判断，和万春所说的“怪物”应该是完整的陶俑，于是顺着他所指的方位前往钻探。没想到，在地下4.5米深处，又发现了陶俑残片。而此处距东边正在发掘的部分约150米，二者相连，是座庞大的俑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