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下降单独二孩政策遇冷 卫计委：符合预期

　　7月11日是第26个世界人口日，我国人口日的主题为“弘扬婚育新风，关爱弱势群体”。当日上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配合人口日主题并就人口和计划生育相关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至今，单独两孩政策全国推广已经一年多，生育意愿下降、两孩政策遇冷等现象成为今日发布会讨论热点。

　　卫计委 单独两孩政策符合预期

　　卫计委杨文庄表示：“我们判断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到现在符合预期，这是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任的判断，中央对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总的要求就是六个字：稳妥、扎实、有序，要求避免出生堆积和生育水平出现大的波动。”

　　2013年10月16日，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布的第二天，卫计委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到，集中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后，近几年出生人口会有所增加，但是幅度不会太大，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生育水平。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1687万，比2013年增加了47万，细致分析，一孩出生减少，两孩出生明显增加，既有单独两孩的政策，也有双独两孩的政策，其中主要发挥作用的就是单独两孩政策。这是近年来增加幅度最大的一年，主要是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产生的效应，有的专家认为，2014年我国初生人口呈现跳跃式上升，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

　　杨文庄介绍，从各地情况看，2015年上半年，单独夫妇申请量平稳增长，预计2015年出生人口会比2014年有所增加。作为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一步，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释放了一部分生育势能，使我们对育龄群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了更加准确的判断，同时切实加强妇幼健康能力建设，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这为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单独两孩政策的收益是多方面的。

　　专家

　　两孩生育准备周期长

　　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介绍，中国人口协会不久前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一些高校的专家学者组织队伍到各省做了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效果的评估。此举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是两码事，我们做的各方面研究，包括国际的研究，还有中国以往的研究发现国际上发达国家基本上他们的生育意愿是高于生育行为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而中国比较复杂，中国两方面都有，在我们的调研当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所以不要拘泥于某一次调查的生育意愿究竟是多少，因为真正落实到生育行为才会对生育水平产生作用。

　　第二，所谓的遇冷，现在好多人不太明白，预期比如说是1100万的数字，是预测的值，预测的值涉及很多变量、参数的估计，而且这个值在现在的实施中会落实到四年、五年，因为生育本身10月怀胎，夫妇决定生育第二个孩子，可能要从商量到家庭做各种的准备，到这个孩子出生需要一定的时间。2013年底，新的政策才出台，2014年各省才陆陆续续推广。可能到今年6月份，全国才真正满一年，一年实际上看不出太多的效果。大家知道今年是羊年，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还是有一些回避的现象，实地调研中，有些人会说过两年再说。再有还有年龄的影响，比如她今年40岁了，她特别想要第二个孩子，就会在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做出这样一个反映，但如果她只有二三十岁的话，她可能不着急，她可能过五六年之后再说了。

　　现场专家刘鸿雁也强调，在调查的时候发现，第一年的生育意愿相对比较低，生育实际上需要做很多准备，所以生育意愿的高峰是在第二年和第三年。现在第一年的情况只是基础情况，我们要看今年和明年的情况能看出来他现实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区别和联系。

　　家庭

　　受高生育成本影响制约

　　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专项调查显示40%有再生育的意愿，与2013年相比确实有下降，这说明在政策没有出台和出台之初，人们的生育意愿确实很强烈，呼吁政策出台，这是生育权利的要求。但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中间隔着生育成本。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原因是中国已经转型为高生育成本社会。

　　穆光宗所说的生育成本，包括生育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住房成本、人手成本、精力成本，等等。单从经济成本来说，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曾对上海养孩的经济成本进行过调研，发现10年前的上海，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6岁，直接经济成本就已达到25万元；如果再到上大学乃至读研，则高达48万元。

　　除了经济成本外，非经济成本同样不堪重负。“比如谁来带孩子、有没有足够大的住房、在养孩子过程中可能损失的机会成本。经过这样的考虑，就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决策。”穆光宗说。除此之外，如今，传统农村社会“养儿防老”的观念也早已过时，对于现在的家长们来说，比起单纯的抚养，更注重对孩子的培养。而后者的成本更难以估量。

　　与此同时，生育成本的高昂在城市更为显著。穆光宗直言：“城市生育孩子成本更高，越是大城市越是如此，生育率也就更低。”这也直接导致了此次主要面向城市人口的“单独两孩”政策，反响并不积极。

　　杨文庄也表示，单独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大多数生活在城镇，生育行为受经济收入、抚育成本、住房、教育、就业、健康、年龄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表现为再生育的行为更加理性、更加谨慎，因此也提醒我们，在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的同时，应当研究制定与之相配套的经济、社会和家庭发展的政策，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使生育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社会

　　已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

　　“中国的现状已经从过去的你要我少生，转变为我自己要少生。”从这一角度考虑，穆光宗断言，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生育少子化，大势所趋。

　　所谓超低生育陷阱，是指一国总和生育率一旦降到某种水平（一种说法是1.5，另一种说法是1.3）以下，就会产生一种“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于是，生育率就如同掉进了“陷阱”，很难再回升到这一水平以上。而根据去年12月社科院刚刚发布的《经济蓝皮书》，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

　　穆光宗甚至预计，即便放开“普遍两孩”，超低生育水平也不会有变化。“因为‘非独’家庭和‘单独’家庭、‘双独’家庭的生育观念没有本质区别，而且代际人口生育意愿有弱化趋势。”穆光宗说，“但如果‘普遍两孩’，会增加每年的出生量，对生育增量会有一定促进作用。”

　　对于中国将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这个结果，不少学者担心人口红利的衰减将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67%。这已经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连续第三年双重下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预计，今后劳动年龄人口还会逐年减少，这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由此，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消失。

　　如何应对？采访中学者们多提到对人口政策的调整、对成本压力的减轻。穆光宗认为，风物长宜放眼量，人口是慢变量，更是如此。人口要可持续发展和长期均衡发展，需要维系适度生育水平，比如1.8~2.5之间的总和生育率。而针对目前高生育成本导致的生育意愿下降，他建议将部分家庭生育成本外部化、社会化，以减轻家庭负担。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则显得更为乐观。“人口政策可能需要做一些微调，但不会大大改变基本面。”在他看来，就像接受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这一新常态一样，不妨也适应低生育水平这一人口新常态，并加强对其规律性的认识。

　　杨宜勇也强调，过去并非是“依靠”其才实现经济迅速增长，而是恰好赶上了这样的时候。他表示，未来将更多开发人才红利，提高劳动力素质，实现内涵式增长。

　　（综合《中国经济导报》报道）

编辑：秦一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