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G20

　　（三）2015年，逐渐进入G20筹备期的思考

　　2014年布里斯班预热峰会，在笔者演讲后的两个小时，国际政治学教授出身的时任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在同一个讲台上脱稿侃侃而谈了70多分钟，直面目前G20机制出现的诸多困难，谈到2015年G20由土耳其主办将把重心放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经济融合以及关注穷国利益”等诸多要点，内容非常打动人。会后笔者特意上前向他询问，达乌特奥卢总理透露，土耳其很重视这场会议，已筹备了好几年。那么，G20的峰会，中国两年时间的筹备够吗？

　　在澳大利亚主办的G20会议开始前几天，中国刚主办完APEC会议。北京“上善若水”的表演秀、雁栖湖的美景、“APEC蓝”都给了世界巨大好感。一到布里斯班，当地G20工作人员就说，中国人太了不起，我们办会一直在拼命学习中国，但肯定赶不上北京的水平。果然，当G20峰会第一场首脑午宴是澳式烧烤时，澳大利亚网络上一片吐槽声。有的说：人家刚在北京吃完精致国宴，到咱们这儿来就吃烧烤，太寒碜了。

　　但另一方面，G20的内容却是实实在在的，澳总理阿博特屡屡出现在其他大国及各类矛盾的斡旋位置，澳大利亚的大国形象得到了空前的凸显。可见，一场成功的会议，不能只在于会务的高超水平，更在于要有实质性的内容，以及获取国家利益与塑造国家形象的能力。

　　2014年12月1日，土耳其G20峰会的二十国工商会议(B20，Business20)和二十智库会议(T20，Think20)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召开。在那场会上，400多位国际大公司总裁、世界知名智库精英与会讨论各项国际规则，并公布了未来一年的各类国际论坛时间表。这正式标志着土耳其接棒G20、筹备进入倒计时。

　　土方透露，土耳其力求将2015年打造成世界“土耳其年”。遗憾的是，虽中国官方派人参加了同时并列召开的G20协调会，但B20、T20两次会议却没有中国方面重要人士参加。主旨演讲嘉宾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全场热议影子银行、中小企业发展、国际反腐、国际贸易等，与中国一贯的主张存在不少差异。笔者抓住一次机会，阐释中国价值，引来全场数百人的啧叹与掌声，组织方立刻公开回应：“我们应该多请中国人参与的，可惜……”欲言又止，个中内情不得而知。

　　此时，我们更意识到中国参与的重要性。于是，2015年，人大重阳成为土耳其G20峰会的唯一中国合作伙伴，笔者与同事先后6次赴土耳其，将大量中国思想与经验告诉土耳其方面。尤其是11月13日背靠背举行的安塔利亚T20会议上，300多位来自全球顶尖智库再次大规模地聚首讨论，中国智库开始增多，不只是我们人大重阳，还有来自中国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中国同行。

　　幸好我们提前得知，在土耳其T20主席声明里竟出现不公之辞：“2016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来自中国经济下行”。当时，我与在场中国智库同行强烈反对：这么说对中国经济是不公平的，2014年中国经济对全世界增长率贡献超过40%。强烈抗议，如果不删掉这句话，中国智库就集体退场。最后，土耳其方面删去了这句话。次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一篇《安塔利亚吹来“中国风”》的文章，赞许中国智库在土耳其越来越活跃的影响力。

　　不过，中国人的国际力量仍相对太小，且广泛存在于诸多国际论坛机制或非政府国际组织中。据研究统计，全球约6万个非政府国际组织或国际论坛机制，有中国人介入并发挥作用的不足3%，这是目前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不顺畅、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乏力的重要原因。

　　通常情况下，国际社会的舆论与氛围出现对华不利的情况时，中国方面采取的手段是利用国内媒体，大加批判与反驳。类似方式虽能部分起到引导国内民众的立场与态度的作用，却无法在本质上改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相反，却在相当程度上恶化了国际环境，反向营造与提升了对华不友好的“境外势力”或“反华势力”的地位。

　　中国缺乏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兼具外语才华、国际知识背景与国际交流热情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这不得不说是我们这个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遗憾。改革开放都35年了，数百万优秀学生留学海外，其中约1/3回国工作，目前每年超过1亿人次出境，但是中国仍存在国际交往人才的极大缺口，类似现象不只是怪异的、难堪的，更值得我们深度推敲，在机制内部寻找反思的突破口。

　　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及“解放社会活力”所言，目前外事人才培养与交往活力并没有被完全解放出来。从全球范围看，国际行为主体的“去国家化”趋势相当明显，类似“一个人的战争”、“一个团队改变世界”的事例不再罕见，中国不能再以“政治化”的思路去处理外事工作，更需要有自主的社会机构、个体参与到国际社会的再组织、再构造、再行动中去。

　　另一方面，从体制内的角度，也需要培养与激励更多官员敢于对外争夺话语权，鼓励更多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别的官员多到国际场合中发表文章、阐述观点，培养中国中高级官员在各类国际论坛上“脱稿”的英文演讲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不妨包容官员的“言多”，不必放大不可避免的“过失”，捧举与支持有优异外事交往能力的官员，中国需要有更多90岁还活跃在国际场合的“中国版基辛格”、“中国版吉米·卡特”。

编辑：王玮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