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热!学区房热!辅导班热!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

　　焦虑的社会基础则有多种构成。“在日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看来，房子是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意味着安全感和成就感;孩子则是家庭向更高社会经济地位晋升的希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军表示，对“下坠”的恐惧促使他们坚信“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理念，如果难以做到，就会患得患失，比如反对异地高考，反对高考减招等。与富裕人群相比，中等收入群体认为自己的孩子最输不起，这部分孩子也恰恰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

　　上海社科院调查显示，超过六成沪籍家庭的子女教育消费占家庭收入比重超过15%，其中56.8%的家庭这一比重在16%至30%。一些不算富裕的家庭也争先把孩子送入私立国际学校就读，不惜负担每年超过10万元的学费。

　　人类学家项飚曾用“蜂鸟”形容北上广的年轻农民工群体。其实，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焦虑也如同蜂鸟，必须高频度地振荡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以避免下落。在“悬浮”状态中，或许只有不停地“振动”或者奋斗才能让他们获得安全感。

　　寻找教育的“理想国”：让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前不久，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余秀兰的署名文章《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在微信朋友圈广受热议。文章提出“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这一教育价值的反思性问题。其核心，仍是教育能否促进升迁性的社会流动。

　　文军教授认为，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的一纸文凭，就是迈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入场券。到今天，高等教育的扩张降低了文凭的交换价值;经济高速发展使各行各业积累起一批社会精英，他们将优势和资源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下一代。“从社会发展内部规律看，资源日渐集中，社会流动性降低是正常现象。”

　　然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基础性功能不容改变。这就需要教育机会更公平地向社会所有人开放，更多人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教育的评价、选拔机制更加科学，能够关照每个人的成长、成才。

　　在上海，持续多年的“委托管理”，使大量农村教师队伍专业水平、学生综合素质和学校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使农村学校出现了生源回流的可喜现象。在城区，正视校际差异和“择校”现象，自2015年起推行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以增加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总量;此外，全市分批推进“新优质学校”建设，实行“绿色指标评价”，在改变学校育人方式的同时，引导家长逐渐放下功利和焦虑。专家表示，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犹如“大象转身”，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上海经验”值得坚持和推广。

编辑：凡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