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童将捡到的手机弄丢 遭母亲几个小时毒打后身亡
“棍棒教育”背负的希望
事发当晚，周明和妻子有过两次短暂的视频通话。下午6点50分左右，母子俩在同小区的堂妹家寻找手机未果，陈荣抬手扇了儿子三巴掌，并匆忙挂掉通话，时长51秒。周明给妻子发消息：“丢了就丢了，他自己没得玩。”但妻子没有回复。
晚上10点15分，穿好睡衣躺在床上的妻子主动给周明发来视频，说孩子撒谎，手机怎么也找不到，又不让打屁股。她用胶带将孩子捆起来打。周明询问孩子被打的严重程度，妻子回答：“孩子在做作业”。
第二天早上，接到妻子电话后，周明甚至不知道如何回的老家。11点半赶到家时，妻子已被警方带走，孩子的尸体也被送到殡仪馆。法医告诉他，儿子死亡时间是在凌晨2点到3点之间。
在这个家庭里，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妻子扮演的是“严母”的角色。
对周明来说，妻子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严格，“棍棒教育”的方法也是妻子认定的，两人在这方面一直存在很大分歧。他说并不在意儿子成绩好坏，更反对打孩子。
初中毕业后就读了职业学校的周明，选择在上海打工赚钱。相比之下，妻子的“上进心”更强一些，读完职业学校后，她还参加了自考，获得大专学历。后来，还曾在泰兴当地一所小学做了3年的代课教师。因为工资低，她才辞职去上海打工。
这个家庭把希望放在了9岁的儿子身上。后来，周明也逐渐认为，这种教育方式，也许可以纠正小孩子的很多坏毛病，孩子以后也能更加独立。
2015年，孩子要上小学时，妻子提出要买黄桥镇中心小学的学区房，“上最好的学校”。
那是革命老区黄桥镇的第一个高层公寓，也是当地最贵的房子，总额接近60万元，他们要还上15年贷款，每月3020元。
最终，夫妻两人将打拼数年攒下的9万元，加上借款凑够19万元首付，装修的钱是航航爷爷出的。紧接着，陈荣辞去在上海4000多元月薪的工作，回到泰兴，在镇上一家工厂做仓库管理员，每月收入2000元。
平时，在上海的周明不怎么过问孩子的学习。妻子却更看重孩子的成绩排名，常常辅导孩子学习到深夜，不懂的还会专门去问老师。周明也知道，妻子常常打孩子，有时还打得不轻。
2017年10月，因为打孩子，两人大吵一架。如果周明在家，妻子不会打孩子。周明在家时，儿子总爱跟着他。
上小学前，孩子在老家上幼儿园，由爷爷奶奶带大。到黄桥镇上学后，奶奶继续跟着照顾孙子，从去年起才回到老家。航航刚上一年级，奶奶曾看到陈荣一下一下地用手指敲他的头，“你这怎么回事，你这样不是把他打傻了吗”。
想到这些，奶奶就止不住流泪。一年级开学，航航就上了补习班，每晚回家陈荣要检查功课，错一个字打5板子，罚抄几百遍。航航写完的作业常被撕掉重写，有时被罚写到凌晨4点。
打人的木棍被奶奶扔掉过几次，但扔掉后又有新棍子。奶奶曾看到孩子身上的淤青，给孙子按摩时，眼泪直流，孙子反过来安慰，“奶奶，我不疼，我不疼……”
“反对家长体罚孩子，目前还缺乏共识”
“考试第一，拿最好的成绩”似乎是这个母亲“棍棒”下对孩子最基本的要求。
周爷爷觉得，孙子成绩不差，基本90分上下，三年级上学期期中考试英语考了96分。
因为贷款买房借钱，家里经济拮据，为孩子教育的巨大付出，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陈荣的教育观，“望子成龙”的期许也被无限放大。
“孩子的花销是大头，书籍资料、补课费和买衣服等，每月超过1000元。”周明每月工资8000元左右，其中一半给家里，用于房贷和消费。
平时，周明每月至少回家3次。在他看来，妻子是个非常较真的人，也很节俭，舍不得买化妆品，平时多穿姐姐送的衣服。陈荣在家一个人吃饭，青菜下面，等周明回家时，她才会买点好菜。
钱秀兰曾多次问女儿日子过得如何，但女儿啥也不说。她能做的就是，把家里的鸡蛋、红薯、肉送过去，帮女儿减少家庭开销。
女儿也曾向她提到还债的事，钱秀兰安慰女儿，家里有父母、姐妹，先把朋友的钱还了，家里人的钱可以缓一缓。
“有些家长把体罚和惩戒混为一谈。现实中，常有父母把批评、惩戒简单理解为体罚。”教育学者熊丙奇说，矫正孩子的不良行为习惯，当然要批评，以及适当惩戒，但批评、惩戒不是打骂，要以尊重孩子人格、保护孩子身心健康为基本前提。
在熊丙奇看来，我国部分家庭至今信奉“棍棒教育”，动辄对孩子进行打骂，不尊重孩子人格，不和孩子沟通交流。未成年人保护法已明确不得体罚和变相体罚未成年人，包括学校老师、家长（监护人）。
“反对家长体罚孩子，目前还缺乏共识。”熊丙奇说，对于家长体罚孩子，周围邻居最多劝劝不会报警。即使报警，警察最多批评教育，并不会剥夺家长监护权，孩子继续被置于有暴力体罚的家庭环境中。“在这起事件中，孩子长期被打，可谁报过警？如果社会没有这种共识，保护孩子就是一句空话。”
1月8日，大雪融化，丢失的手机被邻居发现，邻居想起业主群里的遗失信息，意识到这是那个不幸去世的孩子生前一直要找的东西。
编辑：钟梦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