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雏形：陕甘宁边区

1942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李维汉（又名罗迈）即将调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时，毛泽东曾专门叮嘱：“罗迈，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的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则是一样的。毛泽东是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陕甘宁边区视为局部执政的“试验区”“示范区”和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形。

直罗镇战役旧址

“边区的事情由我们来办”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为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就西北苏区更名改制后的名称、辖区和行政长官人选等问题，与国民党的代表进行谈判。同时，有步骤地进行西北苏区更名改制的工作。更名，即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改制，即将工农民主制改为民主共和国制。

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边区政府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的地方政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它的阶级基础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其他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它实行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实质上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但又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地方行政区域，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等各个方面都起着领导作用。党中央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建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这些成为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建设的根本指向。毛泽东坚定的指出：边区的事情由我们来办。

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中共中央选派中共的优秀分子和负主要责任的党员参加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由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不仅是深受全党爱戴的老共产党员，而且是著名的同盟会员，在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边区中共组织的主要领导人高岗任边区参议会议长。还有许多著名共产党员，如谢觉哉、李维汉、陈正人等先后担任边区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任弼时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后，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任弼时负责领导边区工作，是党中央直接地、经常地指导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成员。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成为国内外人士所瞩目和向往的地方。青年学生成批地奔赴延安，爱国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不断来到延安，国外友好人士也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和边区访问考察。1939年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再次奔赴陕北采访，他耳闻目睹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新变化、新气象，写下这样的文字：“延安地区原来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但边区政府经过几年切实的努力，在这里建设了有文化和繁荣的社会生活。”“每一个村子和县都有选举成立的行政委员会。边区政府是由普选出来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编辑：张阿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