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把《暂行规定》看做一部党政范围内的、级别较低的‘问责法’，以较小的成本和较简略的程序应对社会急需，以满足公众对公权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要求，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指出，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该暂行规定的第二章第五条，即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七条情形，它基本上集纳了其他一些法律法规等在问责上的所有情形规定，并且具体化，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此外这七种情形也涵盖了当下急需解决的公权越位、失位、错位问题，比如处置失当引发群体性事件，比如治理不善造成重大事故事件连续发生等。

　　从法理而言，2003年非典时全面启动的问责制时至今日，已经在制度建设上有了基本成型的框架，从当初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无论党内条例还是国家法律，在不同层面和范畴内包含着对公权人物的责任追究。而实质上，过去几年内，上至省部级下至县处乡科级干部，每每在各类安全事故、群体事件、突发事件中承担各类责任，或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或免职撤职或移交司法处理。

　　但是，在问责制越来越深入制度内核、公众问责需求越来越高涨专业时，曾经的很多问责“法理依据”也逐渐呈现出一些弊端，如问责制度条款过于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例，其第五十九条规定 “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是为“引咎辞职”。但是，何为“严重失误”、“重大损失”怎样来衡量，这些模糊的规定必然会给实际操作带来过大的弹性空间，从而出现问责的“松紧轻重不一”，无益制度公信力的建立。又如问责规定分散于不同规章法律制度框架内，差异的存在难免造成追究形式的不统一。所以，越来越多的反腐监督学者、问责制度专家，呼吁统一问责、细化问责，直至问责完全法律化，使问责制从形式到内容、从道德到法律、从实体到程序不断完善，最终加快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

　　《暂行规定》的出台，正是顺应新形势迈出的重要一步，它至少解决了问责制的三个突出问题：一是细化了问责的诸种情形，强化了可操作性;二是很大程度上统一了领导干部层面的问责规定，其他规章制度中的“问责适用范围、情形”等都可以参照此项问责制的规定;三是明确了问责程序、保障了被问责者的相关权利，向科学化、人本化迈进了一大步。一部法律的制定和出台必须进行大量的准备、历经繁琐的程序，成本较高，在法律成形之前不妨把《暂行规定》看做一部党政范围内的、级别较低的“问责法”，以较小的成本和较简略的程序应对社会急需，以满足公众对公权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要求，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

　　我们相信，《暂行规定》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修订和完善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问责法”诞生条件不断成熟的过程。

　　(相关报道见A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