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巧俊

　　这是一个令人沉重而又辛酸的话题，为了救治被烫伤的儿子，却又交不起医药费，一位年轻的父亲竟然在风高月黑干起了抢劫的事情。《重庆商报》报道说，这位抢劫的年轻父亲叫吴成，家住重庆市渝中区，在10日晚10时手持斧头将一名行人的金项链抢走。这个堂堂的男子汉曾哭着四处借钱为儿治病，可无济于事，于是这个被邻居称为的老实人，不再老实了，干起了抢劫的勾当，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于是我问自己，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的神木县会发生这样的事吗?当然不会，当孩子烫伤时，他不用到借钱筹医药费，只要把孩子及时地送到医院，孩子就能得到及时地救治。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才是最公平、最公正的，因为这项社会保障是富人和穷人，有权力的和没权力的都一样享受免费医疗，这种制度能避免“一人生病，全家人受穷”，也能取到稳定社会，减少犯罪的作用。但就是这样的好事，也只有神木县去做，且做了却遭到了非议。

　　由于此事发生在重庆，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重庆人罗万富。罗万富不怕蹲监狱，且是监狱里的一个常客。只要他身上哪种慢性病一发，就去蹲监狱。狱中服刑是对生命权的最大惩罚与剥夺，因为自由权几乎与生命权有着同等价值。不过，这只是我们的看法，但罗万富不这样认为，14年来，他走的是一条以自由换健康的犯罪之路。抢劫为治病并不是个案，去年11月26日《新京报》报道了北京市顺义县农民李大伟，这位19岁的抢劫者，当听到自己被判决18年有期徒刑时，却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再次抢劫，为的就是这一刻。身患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他，等待的就是到监狱里免费治疗，保住性命。他用18年徒刑换取的就是神木县的那种“免费治疗”。那些给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泼冷水的专家们，难道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他们享受的福利特权(中国最好的医疗保障“公费医疗”)，哪知付不起医药费令病痛折磨，甚至等着死亡的穷人是何种煎熬和苦痛?

　　试问这些专家，有几个不在享受公费医疗的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毋庸置疑，公费医疗的存在则是医疗资源分配的最大不公。公职人员公费全报，甚至还传出“多报”、“一人公费，全家用药”的丑闻。中国社科院2006年一份报告曾爆出一个惊人数字：政府投入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且“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等，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自己交10元钱，政府给每位农民补贴10元钱，9亿农民也只要90亿元，9亿农民的医疗费只相等于这40万名干部的五分之一还少，有的地方政府连10元钱也不拿。本来一个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其生命健康权是不该随身份高低而产生如此落差的。这也是北京市平谷区今年5月起在全市率先试行公费医疗并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不但没有多少人叫好，而且是痛斥“公费医疗”产生的特权与腐败的根本原因。

　　一边是公职人员不但享受特权的“公费医疗”，还在浪费公共医疗资源，一边是为了看病而抢劫，甚至因治不起病而自杀。两种截然不同的景况，折射的却是什么呢?

　　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中国几千年来都不给农民报销医药费，我们做了件破天荒的事。我不明白的是，官员坐高级车，大吃大喝，一夜花几千块钱，这些大家都像是默认了，而且，如果盖一栋楼，修一条路，又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建起来了，也许还没争议，为什么要对全民免费医疗有意见呢?”我国每年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公款旅游三项就是9000亿元，如果按照神木县39万多人口一年需报销1亿元，全国13亿人口也只要3330亿，只要在这“三公”中节约三分之一，在全国就能推广“神木模式”的“全民免费医疗”。

　　作为县委书记的郭宝成都不明白，我们还能明白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