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瑞乃看过自己在医院照的胸片。

　　在光源的照射下，片子里有两个肺布满了白色的光点，像一张网，“我的肺就像塞满了小石子，到后来，就会形成一块一块的，整个肺都会成为石头一般坚硬。”

　　徐瑞乃对自己的病已不陌生。

　　1990年，他跟弟弟徐瑞宝从家乡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一起来到深圳，成为一名风钻民工。那时，特区就是一个大工地，尘土飞扬。徐还是村里最早一批来到深圳打工的村民之一。

　　徐的工作是孔桩爆破井下风钻作业。通俗地说，徐要在工地上直径一米二甚至四五米的洞里，往地下的花岗岩层钻炮眼，然后，装上炸药爆破，形成数十米深的桩孔。最后，孔桩被灌注钢筋水泥，成为一栋二三十层甚至更高的大楼的支柱。

　　从2000年开始，徐瑞乃觉得身体不适，“首先是咳嗽，那个时候呼吸还不困难”。去医院检查，说是肺炎。吃了两三个月的药，没咳嗽了。但好景不长，徐瑞乃病情复发，更严重的是，发烧伴随而来，“打一针都没用，要输液一个星期才能好转”。

　　2003年，医生得知他干过多年的风钻工，告诉他应该是得了尘肺病。此时，他已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从此，身体每况愈下，像正常人一样的顺畅呼吸成为徐瑞乃无法实现的奢望。

　　今年5月下旬，他决定前往深圳来讨个说法时，老乡们用担架把他抬上了火车。

　　与徐瑞乃同一个病房的徐术忠也好不到哪里去。

　　从1996年3月开始，徐术忠经老乡介绍，成为一名风钻工。干到2000年八九月份，徐术忠回家结婚。2001年患病至今。

　　徐术忠身体削瘦异常。在5月份来深圳时，身高一米六四的徐术忠量了量体重，74斤。

　　6月20日，徐瑞乃、徐术忠和另外7名老乡由当地政府安排进了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住院，“说是免费治疗”。

　　事实上，还有更多的病人。从表面上看，他们跟正常人没什么分别，但是，他们的肺已经布满“光点”，这导致他们呼吸不畅。

　　从5月底到6月上旬，先后有170余名曾经在深圳干过风钻工的耒阳籍民工来到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检查，90余人查出“肺部阴影”。

　　他们中的维权代表徐志辉对记者说，他们已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从事体力劳动，即便是爬个二楼，也往往喘不过气来。他们的怀里随时都揣着清痰、止咳的药。这些从电视广告上认识、从外地邮寄来的药品，唯一的效果是吃了后不咳嗽了，“要是不吃这种药，痰盂只能摆放在床边了”。

　　徐志辉后悔当初干上了风钻工的活。而在当时，这是需要托关系才能找到的紧俏工种。

　　徐志辉记得很清楚，1991年农历五月初二，他从家乡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坐车出来，踏上了自己的淘金之路。他在初一赶集那天，卖了一头猪，140元。他给家里留了40元，要爱人去买猪崽，自己揣了50元，另外50元借给邻居徐龙古，作为前往深圳的路费。

　　那年，徐志辉31岁，年轻力壮。

　　和徐志辉一起打风钻的还有双喜村的徐瑞乃、徐瑞宝等另外7名同乡。那时，一天能赚60元，他们拼命地干活。

　　从那以后，徐志辉和这些同乡终日在粉尘的包围之中。三四米深下去，钻机一打开，下面就看不到人了。爬出来，全身都是白色灰尘，只看见两颗眼珠子在转动。

　　唯一的防护措施是防尘口罩，但是作用有限。“一爬上来，鼻子里全是灰，嘴里吐出来的也是泥浆。”徐瑞乃回忆那时的状况，“口罩戴烂了才换，一般最少戴一个月。有的烂了，粘起来还继续用。”

　　收入的增加让人甚至忽略了打风钻看得见的危险。不少人因操作不慎或者机器故障，伤了手脚。但看不见的风险往往是最致命的。

　　“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尘肺病这个词，更不知道打风钻竟然会得病，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徐志辉说，这本是一项不需要多少技术的苦力活，高收入吸引了大量的同乡。经常是春节回家过年，村里的劳力都来了，请求带出去赚钱。

　　“老乡带老乡，人越来越多。特区的建设，也需要更多这样的劳力。”徐志辉说，最多的时候，导子乡有200多人在深圳做风钻工。

　　深圳第一高楼地王大厦直指云天。徐志辉曾经在数十米的孔桩下钻洞，为这座大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深圳速度在我们手中缔造，那时候，我们感到很自豪”。

　　然而，不断传来的坏消息，把梦撕碎。

　　从1999年开始，徐志辉发现，身边一些从事风钻作业时间较长的同乡开始患病，他们辗转于湖南各大医院，“我们中间，有人一开始被当作肺炎或肺结核来治疗”。

　　2002年，徐志辉的肺部也查出了阴影。在恐惧中，徐志辉告别了这个行业。但他仍然留在深圳，不敢去打风钻，只好去工地上收发炸药，“那时，我还感觉无所谓，因为身体还可以，只是干重活、上楼梯、爬坡时感觉喘得急”。

　　但是病情逐渐加重。2007年8月份，徐志辉出现了跟徐瑞乃前期一样的症状:经常发高烧，要连续打三四天吊针。退烧后，稍不注意，又感冒了。医生也奇怪了，问他有没有下过井。得知他曾经干过风钻工，劝他去深圳另一家大医院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