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广州番禺区一镇纪委书记醉驾被查，称自己喝酒驾车是“无辜”的，是因为“工作需要”，“也是没有办法”。男子在辩解不成后又开始打电话四处请求，最后仍被强行检测酒精浓度，结果为醉酒驾驶。

　　醉酒驾驶不罕见，官员醉酒驾驶也非个别(酒醉耍泼甚至打交警的官员也有过)，可是这位纪委书记的一番“高论”，不但把人“雷”倒，也将把自己“雷”倒——受党纪处分恐怕是少不了的。

　　纪委书记作为管党纪的干部，无视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公款吃喝的禁令，本身就十分不应该，而且还醉酒驾车，在全国开展严打醉酒驾驶行动的风头下顶风违法乱纪，错上加错;有错不愿意接受交警处理，还一再狡辩，四处打电话求情，一错再错。己身不正，焉能正人?自己都管不了，还能管得了谁?这位镇纪委书记的表现，难免让公众心生疑虑。

　　许多网评对“喝酒是工作需要”耿耿于怀，颇有微词，这话听起来虽然令人不爽，其实倒是一句大实话。纵观当今天下，哪个单位没有公款吃喝?哪位领导能每周没有几天在外面公款吃喝?从前，伟人有一句名言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今天“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把请客吃饭提到“革命”的境界，夫复何言?每年全国数千亿元的公款吃喝，从侧面印证中国吃喝风之炽。

　　如果说，早期的公款吃喝，纯粹为了喝点好酒、吃顿好菜、打打牙祭，发展到注重个人健康的今天，吃喝已成为吃喝者的一种负担——逢场作戏浪费个人时间，逢饮必醉伤自己身体。这位纪委书记的“无辜说”未必全真，但在一定程度上道出许多官员的心声。

　　既然党中央、国务院一再下令禁止公款大吃大喝，公众恨之入骨，官员也将它视为畏途，为什么公款吃喝就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值得深思。窃以为，除了有法不依，有纪不行的通病之外，恐怕也与中国式的议事法则、办事方式、沟通渠道有关——不论公事私事、大事小事，都在酒桌上商量、解决，所谓“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所以喝酒成为官员的“工作需要”就不足为奇了。禁公款吃喝，除了在相关法纪上下工夫，也要确立规范、透明、简单、高效的议事法则和办事流程，减少私下沟通、运作的空间。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办公室快捷办妥，又何必公款宴请官员?

　　一滴水见太阳，番禺这位镇纪委书记在一个侧面暴露了许多问题，希望有关部门不仅从醉酒驾驶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