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的全面曝光让上海市交通执法部门颜面扫地。在有关部门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纠正对孙中界、张军两位受冤司机的违法处理后，上海交通执法部门随之开展了一场打击“黑车”联合执法行动。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尽管这场行动声势浩大，却似乎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近日，面对记者的采访，交通执法部门的有关人士道出苦衷，“主要是‘黑车’的乘客不愿意作证。”

　　“黑车”乘客不愿意为交通执法部门提供证据，这让执法部门大伤脑筋。但是，在一个正常的人际交往环境中，乘客其实没有义务分辨他所乘坐的车究竟是“黑车”还是“白车”，他所要求的只是司机将他安全送到目的地，而乘客所必须承担的责任是按他与司机谈妥的价钱付费，这符合市场经济社会中常见的等价交换原则。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黑车”司机的营运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因此在执法部门那里，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在乘客看来，“黑车”司机为自己解决了出行困难，向其付费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要向交通执法部门举证司机收费，这实际上超出了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更是陷乘客于不义，将使乘客承受巨大的道德负担，违背了正常社会伦理中的人际交往原则。

　　在以往因“钓鱼”执法产生的行政诉讼中，作为证人的“倒钩”少有到法庭上对质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些“倒钩”以及站在他们身后的公权力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社会伦理的拷问。在有关部门推行“钓鱼”执法的过程中，那些充当“倒钩”角色的人，被包装成“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但是，正义的前提，应该是符合社会上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认知，判断一件事是否正义，政府的意志并不是最重要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才是唯一标准。

　　社会伦理是人与人相处的道德准则，它不像法律那样要求人们必须无条件地遵守，不可逾越一丝一毫。对于一个正常的、和谐的社会来说，遵守伦理与遵守法律一样重要，法律的天平在法庭，伦理的天平在世道人心，法律规定的只是底线，伦理才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高出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社会秩序固然需要法律来维护，但一个社会如果仅有法律而伦理缺失，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是低级形态的、人人自危的社会。很显然，有关部门把打击“黑车”的希望寄托在乘客作证上，是与世道人心背道而驰的。因此，有关部门现在要做的不是继续将这种做法发扬光大，而是要放弃这种违背公序良俗的执法方式，让社会人际交往，哪怕是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能够回归到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的伦理秩序上。这样做，或许会增加打击“黑车”的难度，但是，却维护了社会必须具备的伦理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的。

　　不言而喻，任何城市、任何地方，对“黑车”都应依法打击，绝不允许其存在。但是，在打击“黑车”的同时，我们也应思考一下：“黑车”为何横行?怎么能从根本上根治?我们看到，上海在此次打击“黑车”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同时正在努力建立城市边缘地区的公共交通，开设了一些诸如社区巴士之类的短线交通，给市民出行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我们不妨将其看作是由“黑车”倒逼出来的一种效果，这也正是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因此，对于城市公共交通的管理部门来说，更重要的还在于应该切实改变执法理念，运用市场竞争的手段来维持良好的公共交通环境。这里说的“良好”，不仅仅是指消灭“黑车”，而且应该立足于让每一个出行者都能够方便、廉价地坐上他们需要的交通工具，当这样的秩序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所谓“黑车”也就自动从市场竞争的领域中退出去了。 (周俊生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