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个新词“蚁族”流传各大媒体时，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近期表示，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630余万人，加上往届未实现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所谓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之所以将该群体称之为“蚁族”，是因为这个群体和蚂蚁有许多相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学者廉思专门研究这一群体，并根据该群体所处地域的不同，分别冠之以京蚁(北京)、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穗蚁(广州)等称呼。可见，“蚁族”主要聚居的地点是大城市。

　　袁贵仁对此提出要求，要各地教育部门扩大“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的规模;做好高校毕业生入伍征集工作;进一步健全鼓励毕业生下基层的政策体系。这种让大学毕业生去基层、去西部的政策，其实早就有之，但成效并不理想。其原因除了高校扩招后历届大学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这一刚性因素外，笔者认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行政权力对资源的分配主导作用过强，资源按照权力的意志配置远胜于按市场法则配置。从产业政策到教育、医疗、社保，各个层面莫不如此。通俗地说，一个县，最好的东西集中在县城，一个省则集中在省城，全国则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在疆土广阔的中国，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行政权力的主导作用就越大。如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中，选择某个中小城市生活工作，和去广州、上海的落差不算太大，而在内陆地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农村，各方面的差距有若霄壤。

　　理论上说，中小城市、农村地区更需要大学毕业生，在这些地方也更有用武之地。但实际生活中正好相反。人都是理性的，大多会做出“人往高处走”的选择，这种“高处”不仅仅指栖身城市的规模、繁华程度，主要是指生活质量和出头的机会。尽管包括笔者在内的长居北京这些大都市的外地人，抱怨大城市拥挤、空气质量不好、生活成本太高，却很少主动离开，无非是利弊权衡的结果。在人才聚集的大城市，各个行业的从业者都比中小城市的机会要多得多，有一位拾荒者曾对我说过：捡垃圾也要来北京，比在老家捡得多。以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大公共服务为例，大城市由于一般兼有全国或全省政治中心的职能，其市民享有优于其他地区的“特权”。

　　即使当蚁族也要留在大都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里的竞争环境相比中小城市更加公平。在大城市固然也有暗箱操作、走后门等等不公平的现象，但相较而言，由于大城市的分工细致，各行业专业化程度较高，舆论监督的环境以及居民整体权利意识优于中小城市，其竞争环境相对公平一些。虽说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但在大城市里显然更容易发光。一个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一个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尽管竞争的对象水平更高，但由于机制较为公平，他容易脱颖而出。无数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制度环境没有较大的改变，更大的优惠政策没有出台之前，仅靠教育、人事等有关部门依靠某些方面的政策推动，是很难让“蚁族”离开大城市去广阔天地觅食的。(十年砍柴知名网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