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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上万名外地接访人员，安全接回上访人员是工作任务，但他们的行为备受争议。走进他们内心，本刊记者感到他们的无奈和苦衷。
西部某市驻京办主任说:我们驻京办有一块很重要的工作是接待和劝返上访群众，每年大约几十人。我们从国家信访局马家楼接待站接回后，根据情况看，自愿回家的就买车票送他们回家，不愿意回家的我们就得管吃管住，照看好他们的安全，并通知属地县乡政府来北京接。我们不敢打骂上访人员，总是好言相劝，生怕他们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如去重点地区上访或者自杀什么的。
我们设了驻京办，有住宿条件，可以为上访人员提供食宿。一些没有驻京办的市、县，只能租用宾馆、雇用临时社会人员看管，就容易发生打骂拘禁访民的事情。
每次来京接访，县乡政府一般都要安排两人以上来，加上上访人员的费用，每次差旅费少则三四千元，多则上万元。劝返接回，上访人员管吃管住管路费，加上接访人员的路费和工作费用，各地得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在矛盾凸显期，至少在未来十年内，信访量还将持续高位运行，各地如能集中设置劝返分流点，一是有利于节约资源，二是方便规范管理。
沿海省份某县来京接访干部说:我们来京接访工作组，每半个月轮换一次，我和另一名干部轮流到京“倒班”，就守在国家信访局接访办门前，看到本市上访人员，就劝他们回去。我们每天的补贴是150元，在北京这点钱连住个好的宾馆都不行。不论刮风下雨，我们每天都在大街上“蹲守”，吃的是盒饭，住的是低矮的出租房。我们不能打骂上访人员，但劝回时他们往往很反感，不愿意，于是我们经常遭到上访人员和围观群众的打骂，日子也相当难过，谁都不愿意到北京来。
现在很多地方，信访工作是重要的政治任务，不得不做，不得不做好，甚至成为组织考核干部政治素质、工作能力的标准之一，在操作层面上，具体推动手段包括上访量的排名、通报、一票否决、诫勉谈话，等等。在自上而下的压力下，各级便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和强度，如向北京增派接访工作力量，满足信访人的要求，甚至是不合理的过高要求等。这种通过政治手段强制推进的工作方式，能够迅速起效，很快改观工作局面，但不利于信访问题的全面系统化解，可持续性差。
另一方面，很多现实的信访问题地方政府解决不了，如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跨行业、跨省区的信访问题，以及一些访民的非理性上访等。但是，在不加区分的考核制度下，一些地方为应付领导、防止访民进京，重点时段便派民警、村干部盯梢，因此一些“零上访”的地方，不是说问题解决了，而是仅仅因为把人员看住了。
中部省份某市驻京办主任说:最近两三年，我们市来北京上访的特别多，社会问题总是存在的，上半年我们接待的有190多人，其中非正常上访的约有1/3。领导要求不能有非正常上访，上访的人不能来得太多，中央只对重复非正常上访、劝返接回不及时、依法处理不到位等情况进行通报，并不存在排名考核，但有些省区市搞排名通报，使得基层领导面子上很难堪。
地方政府压力很大，为了息事宁人、罢访，有时候就超标准解决了一些问题，这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变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样同等条件的人家都来上访了，给我们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自从承担来京接访工作，我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我们市有一个上访人员王佳玲(化名)，反复长期来京非法上访，中央通报我们，但地方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因为她反映的问题涉及某中央企业，且要求并不合理。按照国家信访局的要求，她不能长期滞留北京，但我们把她送回家，她第二天又来北京了，我们只好把她看护起来，没有合法的手段来处理她，非常无奈。
此外，信访工作机构缺少对行政权力机关的约束措施和手段，督促“事要解决”的力度不够。按现有的工作模式，信访工作机构无权裁决信访事项，受理后需转送或交办职权机关办理，根据《信访条例》，最强有力的手段只是提出行政处分建议，而提出程序却是空白的，没有具体操作模式，这导致许多问题久拖不决，信访、接访干部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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