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首先要承认的是，北京的房价是偏高的，有的人一生都买不起一套房子。但国外也有这种情况。“保障性住房”没有统一标准，很难定位，现代人胃口较大，要求高
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
随后即将召开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0年的宏观政策即将定调。
在一年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业成为各方最关注的问题。但是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目前就业形势显然好于预期。
11月25日，杨宜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表示，“今年的就业目标肯定是超额完成了，年终新增就业人员可能达到1200万，远远超出预期。”
他建议，2010年的就业目标应适当调高。同时尽管南方部分地区有“民工荒”，但是短期内不会出现很大的用工缺口。
几年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民工荒”
《21世纪》：今年的就业、收入情况如何判断?
杨宜勇：对，今年的就业目标肯定是超额完成了，包括失业率的控制、下岗再就业人员的安置、困难群体的救助等就业指标都已经超额完成。具体来说，年初制定的新增就业目标是900万，但前三季度已经达到851万了，年终新增就业人员可能达到1200万，远远超出预期;安排下岗人员再就业群体的年初目标是500万，但现在已完成600万;对困难群体的补助大概能完成160万，超过了100万的目标;年初制定的失业率控制的目标是4.6%，但我们现在已经把城市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3%。
收入也不错，居民可支配收入应该至少增长了8%。具体说来，农民收入增长6%以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长8%以上，虽然居民收入在不断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不断加大。
《21世纪》：去年此时出现了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现象，今年此时许多农民工南下，一些工厂却招不到工，明年会不会出现更大的“民工荒”，调工资可以解决问题吗?
杨宜勇：农民工在春节前的两周内返乡属于正常返乡，去年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了如你所说的大范围的农民工提前返乡的情况，根据农业部的调查，去年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这都是不正常的，是与失业密切相关的。
工资肯定要调，市场逼着企业调整工资。我9、10月份在中山调研，那里一个企业缺6000多工人，企业必须增长报酬才能吸引更多农民工回来工作。出现劳动力缺口，这和整个社会的投资加快、增长加快密切相关，同时也和美国经济一定程度上的止跌反弹、全球经济的止跌起稳有关，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外因素，去年年底的时候可能受外需影响更大。
《21世纪》：随着对中西部投资的加快，许多农民工在本地求职，这对东、中、西部的劳动力市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照此形势发展，明年中、东、西部是否都会出现大范围的“民工荒”?
杨宜勇：还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现在每年净增的劳动力还是有限的，2000年前净增劳动力超过1000万，现在净增的劳动力也有500万左右，估计2017年会趋近于零。并且除了转移出来的2.25亿多劳动力，农业潜在剩余劳动力还有1.5亿左右，这也是一个基本常识，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很大的用工缺口。
但是要有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因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沿海一些产业向内地转移，中西部不断发展，另外加上新农村建设等因素，许多农民工选择留乡创业，在家乡施展自己的才能。
随着农业耕作方式的变革，适度规模集中耕种农田后，农村还可腾出1亿多劳动力，因此短期几年内，中、西、东部的劳动力市场不会出现民工荒的翻天覆地变化。
《21世纪》：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以80后、90后为主力的“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对工作舒适度条件的要求更高，你怎么看他们，这一现象与企业产业结构的升级有着怎样的关系?
杨宜勇：第二代农民工素质肯定要强于上一代，并且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应该不断拒绝纯粹的苦力生产方式，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也就更高了。“第二代农民工”应该主动适应社会，而不是希望社会适应他们。
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600美元，周边一些国家还只是几百美元。我们不可能产业不升级，中国产业结构应该与已有的人均GDP水平适应，太苦太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转移出去。
明年对民生的投入仍将加大
《21世纪》：今年就业形势良好，你认为明年的就业目标应该如何设定?明年财政对农业、教育等保民生的投入是否要进一步加大?
杨宜勇：我认为，目标应该设高点，因为明年的经济形势会更好。今年的财政收入达到预期有困难，明年可能会更好一些。随着财政收入的好转，明年对农业的投入会继续增长，对社会性事业的投入，比如教育也如此，因为教育投入应该占GDP的4%，现在仍然没有达到。
发改委管的4万亿投资都是基本设施建设，农村的医疗防疫等基础设施建设所占比重要大，但必须有一个标准，因为农村和城市毕竟是有区别的，把农村建成城市也不现实。并且民生的范围也是很大的。比如高铁，从居民出行的更大范围来看，也可以算是民生项目。
《21世纪》：有人说通过国民收入调整，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但国民收入调整在实际层面很难操作，关于这一点，你怎么看?
杨宜勇：国民收入调整是一个大分配的概念，包括政府税收、企业利润和居民住户的收入三部分，与国际上相比，三者之中，中国居民住户分配的部分相对少一些，在经济流程中，要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有两条途径：政府让税、企业让利。
《21世纪》：现在中产阶级买房也出现了困难，是否应该列入基本保障范围?
杨宜勇：首先要承认的是，北京的房价是偏高的，有的人一生都买不起一套房子。但国外也有这种情况，他们也是40多岁才买房子，这与中西观念的差异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住房自有率是奇高的，其实买和租并无实质差别，而中国人把永远拥有看得过重。
“保障性住房”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很难定位，现代人胃口较大，要求高，以至于买完房之后，生活质量下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