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描述了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威胁：气温上升，旱灾日频，缺水人口大幅增加；洪水和热带风暴造成数亿人流离失所；……报告称：“制定2012年后的世界减排计划可以说是我们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了。”

　　为期12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12月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幕，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主要议题是就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安排等问题进行谈判。

　　巧合的是，近日在全球热映的著名导演罗兰·艾默里奇的灾难大片也叫《2012》。虽然对影片“世界末日”的说法不必当真，但其极致展现的地球灾难却值得身处这颗星球上的所有人警醒和反思。

　　《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描述与罗兰·艾默里奇2004年的影片《后天》的内容如出一辙。《后天》讲述的是温室效应使全球变暖，气候发生突变，气温骤降，地球陷入第二次冰河期，龙卷风、海啸和暴风雪接踵而至，人类陷入了一场空前的末日浩劫。

　　这并不完全是科幻片的虚构。有消息称，该影片题材源自美国国防部提交给白宫的一份秘密报告《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报告中提到全球气候变暖在未来20年内将引发人类浩劫。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很推崇该片，并评价说：“尽管它是一部科幻电影，但其内容却以大量科学事实为基础。”

　　目前，在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知方面，虽然还存在一些分歧和质疑，但全球关于气候变化的主流观点已经趋向一致，即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且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在这方面，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在国际上引发了新一轮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该委员会还因此荣获了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IPCC的报告强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行动刻不容缓，能否减少全球变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在今后二三十年中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投资。

　　但是，在日前发布的“2009年气候变化绿皮书”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气象局的专家指出，有三大因素影响国际气候谈判，分别是科学认知、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显然后两大因素面临着更大障碍。

　　从政治意愿来看，国际气候谈判在姿态上是高调频弹，涉及到具体目标却多舍近求远。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度以下”这一长远目标反对者寡，但在中期目标上，发达国家对巴厘路线图所要求的2020年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减排25%～40%却或避而不谈或大打折扣，甚至抛弃《京都议定书》，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承诺减排目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承担主要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减排技术和资金。

　　绿皮书指出，发达国家极力反对中期深度减排，所担心的是当前需要付出的减排成本；发展中国家难于参与承诺中期减限排目标，要求维护的是其必要的发展空间，国际气候谈判背后的经济利益格局复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歧严重。因此绿皮书认为：“一场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在所难免。”

　　哥本哈根大会第三天，一份发达国家“暗箱操作”的协议草案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抗议。这份由东道主丹麦牵头，并与一些发达国家商谈后抛出的协议草案，背离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甚至本末倒置地为一些发展中国家设置了减排义务，并且弱化了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义务。

　　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发言的苏丹外交官卢蒙巴·迪亚平对此提出抗议：“对发达国家，我要说，这是你们需要的协议，不是我们需要的！”

　　前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邹骥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说，由于各方立场相距甚远，哥本哈根大会困难重重。

　　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代表、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日前指出，发达国家是否能够继续带头深度减排，是否能够拿出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将是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发展研究室主任陈迎也认为，公平合理地解决减排的目标和资金问题是本次会议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发达国家应将减排目标法律化，“不白纸黑字写入法律文件中，发展中国家不会同意。”在资金方面，发展中国家强调三个形容词“规模更大，更稳定，可预见的”。

　　在发达国家中，由于美国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态度比较消极，欧盟一向标榜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充当领头羊，此次，欧盟在大会上提出，将视其他国家的承诺情况决定是否把减排目标从20%提高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