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是20世纪上半叶，由于军阀混战及外敌入侵，使中国失去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机遇。

　　第四次是“文革”时期，新中国建立的宝贵科学技术基础受到很大的破坏，我们又失去了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使我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已经有所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

　　温总理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再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须密切关注和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有所作为”。

　　他指出，回望近一百年来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核心的物理学革命，加上其后的宇宙大爆炸模型、DNA科学、板块构造理论、计算机科学，这六大科学理论的突破，共同确立了现代科学体系的基本结构。而自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尽管知识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基本表现为对现有科学理论的完善，没有能够出现与这六大革命性的科学突破相提并论的理论成就或重大发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沉寂”至今已经有六十余年了，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经初显端倪。而与世界科学60年沉寂期相重合的是，中国新近60年的历史，基本上延续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工业路径，经过改革开放30年，其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三，在新一轮的科技和新型产业的竞争中，也并非没有机会。

　　不过，既有的发展实践和历史经验表明，这些以创新为主要特点的新型战略产业的推进，势必会对国家的科技体制变革、教育体制变革、财税体制变革、知识产权制度变革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性变革提出更多要求。

　　而这些体制机制性变革无一不是呼吁多年的变革议题。

　　10月31日，星期六，北京下起了小雪。8点零6分，我国科技界的元老钱学森去世。9分钟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到了消息，随后赶往301医院，凭吊这位一生坎坷且颇富传奇色彩的科学家。温家宝给钱学森深深鞠了三躬，来表达敬意和哀思，而在当晚细雨靡靡的夜里，他依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温家宝后来称，在自己出任总理以后，钱学森每次见到自己，所谈的重点就再也不是之前的科技问题，而是教育问题，

　　钱学森认为，“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这些建议和看法都清楚地说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国家，科技发展与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密不可分。而这些看法也获得了温家宝总理的深切认同。

　　此外，在钱学森生前最后一次见到温家宝总理的时候，提出了后来被广泛传播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对于这一警世之问，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椿萱将问题指向了高校的严重“衙门化”，认为国家应该通过立法，禁止高校人事体制上的“双肩挑”现象，“愿意做行政的可走仕途，不要再占用学术资源”。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德忠则对许多科研工作者挂着各种行政头衔这种“科技包工头”现象进行了抨击。此外，中科院院士张伟平则认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思想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

　　当然，这些教育领域的问题和体制性困局早已有之，也早就被广泛讨论和质疑，但是，直到目前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足以说明这方面的变革将会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种变革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到来吗？

　　此外，科技投入体制、财税体制以及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也都将面临深刻变革。上述每项变革都将牵涉到更深刻、更广泛的变革，这也决定了伴随本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进，中国或将迎来一个真正深刻变革的机遇期。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为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发改委将推动建立健全新兴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完善市场的准入标准，银行信贷也应向其倾斜，鼓励中小企业发集合债，同时，大力开发新兴产业开放化的全球合作。

　　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会上强调，“要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来选择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着眼于提高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着眼于引发技术和产业变革”，为此，必须做好战略决策储备、科技创新储备、领军人才储备、产业化储备，“这四项储备决定未来”。

　　中国是如此的特殊和复杂。

　　单从地域角度来看，当最东方的黑瞎子岛的居民已经迎来早晨第一缕阳光的时候，在最西方帕米尔高原的人们依然沉浸在睡梦当中，当北国已经迎来冰天雪地的童话般世界的时候，在海南，游客却可以沉浸在温暖的海风和柔软的沙滩所带来的风情中。

　　不仅如此，当一个80后青年早晨开着车去一座位于深圳市中心的写字楼上班的时候，其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农村老家，可能依然正安享于田园般的静谧之中，而在更西部的山区，那里的孩子也许还在为一条可以穿着去学校上课的裤子而发愁。

　　所以，在中国的任何一次变革，都势必面临比世界上其它国家更加复杂的决策环境和决策效果的考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策同样如此。

　　“中国的经济发展首先要让劳动力能够获得充分的利用，如果经济结构偏向资源密集型、土地密集型，都是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相背离的。现在经济学界提出的要更多地用资本、技术来替代劳动力，我觉得不太符合中国的国情。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经济就是绿色经济，尤其是中国，这是头号标志，但现在大家认识还不是很清楚。”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而与这种就业压力同样存在的是，中国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新兴产业的发展和规划则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积累，而对于本来就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讲，会否面临再次落后的现实？

　　温家宝称，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既要对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更要引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

　　为此，在新兴产业的名单确定中，国务院提出了三个标准：要真正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否则就会受制于人；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产业特征；要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促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促进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结合。

　　“选择新兴战略性产业，要兼顾一、二、三产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规划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在最有基础、最优条件的领域率先突破。”温家宝说。

　　而除此以外，一些新的科技发展也正在面临包括伦理在内的争论。比如，生物育种产业中牵涉到转基因技术，尽管并没有任何机构的权威报告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的健康的危害，但直到目前，依然存在大量的反对转基因食品大面积推广的声音和言论。

　　“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人的情感方面。其它任何一个产业的新技术拥有超过10年的良好应用记录，公众就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产业发展方向。只是公众对农业生产的新技术更为谨慎和敏感，对于食物和粮食，生物技术总是引起人们的警惕。”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繁殖与遗传学系兼职教授弗兰克告诉记者。

　　但这种来自人的情感以及对食物的安全性所表现出的远超出其他事物的谨慎态度，客观上是一种很难打破的“偏见”，这也将深刻地影响到转基因技术的推广。

　　还有就是被寄予厚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目前，美国基本上确定了氢燃料和乙醇汽油技术路线，欧洲则选择柴油汽车和氢内燃机技术，日本是发展混合动力，中国目前在技术上有一定优势的技术方向就是电动汽车。

　　但是，在汽车业著名专家贾新光看来，这一技术的市场化受到快速充电系统和充电站的建设规模等因素的制约，短期内很难有突破。所以，中国要把握新能源汽车的机遇就需要首先确定适合于中国的技术路线，但留给中国的技术空间并不是很大。

　　温家宝说，当前紧迫的任务是，通过技术经济、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三个方面的充分论证，尽快确定技术路线和市场推进措施，推动新能源汽车工业的跨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