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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表格显示，GDP含金量排名依次为：
上海、北京、海南、黑龙江、浙江、安徽、江西、西藏、广东、重庆、贵州、广西、云南、湖南、吉林、福建、湖北、四川、山西、甘肃、辽宁、天津、宁夏、江苏、陕西、青海、河北、河南、山东、新疆、内蒙古
排名靠前的东部省份居多，排名靠后大都是中西部省份，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基本吻合。在这里，人均GDP是分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是分子，也就是说，人均GDP高的反而不一定好，还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的高低。
数据还显示：GDP高的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并不靠前，很多还很靠后。2009年，GDP总量前5名的省份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其对应GDP含金量排名则为：第8位、第23位、第28位、第5位、第27位。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海南省的GDP总量排28位，其GDP含金量则为第3位。
用居民收入衡量GDP含金量的高低，这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龚六堂的观点“不谋而合”。龚六堂认为，“GDP含金量应强调收入指标，这个收入不仅包含财政收入，更要包含居民收入。在经济增长中，更要强调居民收入的增长，这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龚六堂列举案例指出，1995年—2007年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9.6%，而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长8.8%，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增长5.5%;美国经济在1995年—2008年GDP平均增长2.9%, 居民收入平均增长5.4%。因此，虽然美国经济增长远低于我国GDP的增长，但是人均收入的增长是GDP增长的两倍左右。
再如鄂尔多斯和香港。鄂尔多斯在2008年的人均GDP是10万元，而香港是20.9万元，在2008年GDP的增长率分别是22.9%和3.9%。可以想象，不用5年鄂尔多斯的人均GDP会超过香港。但是我们比较这两个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08年鄂尔多斯是1.9万元，而香港是18万元。这正是为什么居民虽感觉到GDP增长，却没有带来相应幸福感的原因。
争议GDP
实际上，GDP反映的仅是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不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比如一个企业生产了一些伪劣产品，这些伪劣产品又在市场上出售，这个是要算GDP的。一个建筑公司建造了一座大桥，过几年这座大桥坍塌了，那重修这座桥仍然要算GDP，因为它已经生产出来了。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事故，它会创造GDP。如果把桥栏撞坏了，就得维修，维修时就要用到一些建筑材料，这就拉动了建筑材料的生产，这样又创造GDP。如果有人员受伤，受伤人员送到医院，医院给他提供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就是创造GDP的。
“从社会角度看，GDP 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的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例如，教育、服务青少年、老年人的劳务所得，与制造武器、香烟等具有同样的价值。尤其是它把有损国民福利的‘非法生产’(例如性服务、毒品生产与交易等)隐性地内含于社会财富之中。”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副教授曹立村认为。
曹立村指出，GDP只反映经济增长的“流量”，不反映经济增长的“存量”。因而，容易产生牺牲存量，追逐增量的愚蠢行为，出现灾害、事故等损失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荒诞怪论。
“在现实经济中，坚持唯GDP论，把GDP作为衡量政绩的标杆。然而，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GDP的高企，必然使人们饱尝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造成GDP与人们生活水平的严重背离。”程恩富代表强调。
据介绍，目前国内对GDP批评最多的集中在两方面，第一，GDP生产过程要大量的消耗资源，所以人家提出来，创造GDP过程消耗了这么多资源，应该把资源的损失从GDP里扣掉。第二，创造GDP的过程对环境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希望在GDP中把环境的损失从GDP里扣掉。
同时，以GDP作为代表的SNA(国民账户核算体系)总量指标只测算市场经济活动的直接成果，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如:各种各样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的活动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由于没有通过市场进行而无法统计在GDP 中;各种各样以逃税漏税为目的、产品合法的非正规性生产价值在GDP中也无法加以反映，尽管它们实际能够增加社会成员的福利所得。
因而，程恩富代表认为：“科学发展的经济价值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建立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以引领经济的科学发展，现行的GDP难以担此重任，因为GDP存在严重的福利缺失。”
据介绍，当前各地不断加大投资力度，热衷于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仍然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无法完全摆脱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拼资源、拼人力”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还没有完全转变到依靠科技自主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轨道上来。
同时，由于上级对下级的考核缺乏科学、有效、全面的指标，GDP增长率成了衡量各级政府官员业绩的主要指标。此外，由于改革还不完善，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和制约制度，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和民生利益一味追求GDP增长。
程恩富代表认为，这些都为GDP增速“造假”制造了动力，他建议应把GDP指标从地方考核指标中“删除”。
事实上，GDP“诟病”并非GDP指标本身，而是某些地方政府对GDP 的“顶礼膜拜”。
有专家指出，某些地方官员将GDP指标看成是升官发财的筹码，为了取得可观的GDP指标，便不顾及民生与环境，不顾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
因为GDP指标在地方官员的评价标准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人们才学会在评价指标的指挥棒下，如何通过看得见的GDP指标去表现自己的功绩与成绩。虽然认识到GDP统计并不全面，应取消“GDP崇拜”而非GDP指标。
以2006年为例，全国GDP增速11.8%，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27个地区的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值，仅有三个省、区低于平均增速，另有一个与平均增速持平。在2007年，全国GDP增速12.2%，多达29个省市区的GDP增速高于全国增速，只有一个黑龙江省，以12%的水平“垫底”。
而2008年，全国GDP增速开始公布为9%，后调整为9.6%。全国31个省、市、区的最初数据没有一个低于全国增速的。即使以后来调整的全国增速9.6%为依据比较，也仅有一个四川省略低于全国增速。
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全国29个省市区中，除山西外，其余28个省市区的GDP增速都高于8%，都“顺利”完成了“保八”任务，其中26个省市区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不应该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考核。我们应该构建GDP指标、效益指标、公平指标、环境指标以及幸福指标等一系列指标来综合衡量，而不是简单地以此代彼，这样势必会造成新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建议。
曹和平认为，各省GDP排名应该有个加权矫正系列指数，使其指数能够首先反映区域经济的存量规模，作为基础参数排名。但是，在增量速度上，应该加上速度调整系数。在速度调整系数中，应该区分短期调整系数和长期调整系数。比如，环境保护、水和其它资源系统的可持续与否。
据了解，目前，中国GDP核算采取分级核算体制，存在地区GDP核算易受地方干预等弊端，地方GDP之和常常大于全国核算数据。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将抓紧提出国家统一核算地区GDP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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