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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中国——来自社会基层的真实镜像
《中国经济周刊》主笔| 叶建国
138年前的1872年，一个名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在自己27岁的时候来到了中国。他或许不会想到，他的这次旅行，却成为了观察中国近100多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现代化变革的一个起点。
在这次异国之旅中，自小接受西方教育的明恩溥与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使得他成为第一个建议美国政府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人，并获得美国国会的同意。正是这一款项的资助，开创了近代中国人海外留学的先河，而这些“海归”又为100多年来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变革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源泉，并激荡至今。
明恩溥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
在其近50年的在华生活经历中，明恩溥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曾兼任《字林西报》的通讯员。他对中国下层农民的生活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并使得他撰写出了那本著名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
在本书的前言中，明恩溥仪写道，“中华民族不仅有着举世无双的过去，也必将有美好的未来。然而，在这个美好的未来实现之前，还存在许多必须克服的缺陷”。为了看清这些缺陷，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乡村，他说，“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将会更好地提出纠错改正的建议”。
而事实上，他为中国及全世界提供了一种更具价值的观察和认识真实中国的路径和逻辑，那就是，“我们不能过于重申中国在统一性上的多样性，因为这种断言总是暗含着这样一种局限：尽管多数情况并非如此，但在某处确乎真实”。所以，“多样性的统一性是中国一种真正典型的事实，尽管这种情况是有限的，但并非不值得我们重视”。
明恩溥的睿智令人叹服。我们坚信，直到今天，将目光投向对更加复杂和多样的基层，记录其中变革的故事，是很重要也很必要的。因为，我们看到，在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国家制度构建中，政策条文化的制度变迁，时常在基层遭遇荒诞性的故事，进而让很多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设计在执行中变得似是而非。这其中包括本组文章所涉及到的户籍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新农合改革、集体林权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等。
当然，我们的故事更多的讲述了改革进程中不太顺畅不太理想的地方，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的未来感到悲观，因为我们的故事也无法代表基层中国的全貌。我们与100多年前的明恩溥一样，对中国的美好未来毫不怀疑。
正像我们的记者在东北的一个山村看到的，一项出于保障农民利益和保护国家森林资源考虑的林权体制改革，在基层执行的结果是，分到林地的村民在粮食价格上涨的现实利益面前，开始纷纷将“自家”林地开垦为农田。当更多的村民都作出类似选择的时候，给政策变革带来的结果就是一座座秃山。
此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简单的去责备追逐私利的村民，因为，可以让身处变革时代的每个个体都能自由的选择自己生存和生活的方式，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应有之义。但是，这个案例提醒我们，这些复杂性使得我们现代化改革的每一步都显得步履维艰。
由此延伸开去，我们更加相信，对改革共识的达成显得弥足珍贵。只有改革共识的达成，才能使得我们的一些具体改革措施——哪怕是存在一些缺憾的措施，也可以获得大多数的支持，一起奔向最终的政策完美、国家完美。
迷失北京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冰| 北京报道
燕子说她非常喜欢《蜗居》里面的海萍，“因为那演得几乎就是我。不过，现实并没有像电视剧那么美好。”
“我们很努力的工作，从2006年到2009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了不到30%，我们的收入增长了一倍还多。但是，我看中的房子的价格却涨了500%！我努力了五年，却离我的房子越来越远。”燕子说。
直到今天，她和丈夫怎么也想不通，在这个他们梦想的城市，为什么他们更加努力了，但却更“失败”了。
燕子的选择题
燕子大学毕业后不久的2003年，和相恋了三年的大学同学结了婚。虽然两人都来自城市，但是家里都并不富裕，用现在时髦的词来讲，他们当时是“裸婚”——他们用仅有的积蓄，让双方父母来到北京，见了个面、吃了个饭，“没有仪式、没有婚纱、没有戒指，当然更没有车子、房子”。
不过，当时的燕子并不沮丧，“我们当时都非常努力的工作，为的就是在北京买个房子，然后真正的落户安家。”
燕子和丈夫读大学时都是学旅游管理的，两人毕业后都进入了旅行社工作，加起来会有8万多元的年收入。两年下来，终于攒下了10万块钱。“那天我大哭了一场。我们两个算上租房每个月花销绝对不超过2000元，日子过得真的很艰苦。”
2005年，手里已经有些积蓄的燕子面临两个选择：第一，用这笔钱做首付，在单位附近买一套六七十平米的、总价30万之内的二手房，“老房子便宜，可以不用装修，而且六七十平米也可以找到两居室，将来如果有了小孩，还是两居室比较合适。”一向精打细算的燕子发现，当时周边的房价在4000元左右，新房稍微高一点点。
第二个选择是买车。“不是上下班、出去玩开的小轿车，我们想买一辆旅游车，帮旅行社拉客人或者做租车服务，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要自己创业。”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挣扎，最后两个人决定选择后者。燕子说，“导游的底薪是很低的，请了产假几乎就没有收入，怀孕也不能跑来跑去，孩子小的时候也不能父母都经常出差”，所以，“一直不敢生小孩”，“而为了房子、为了孩子，再苦再累我们也要拼一把，说不定我们自己做得好，还可以买大房子呢”。
燕子夫妇看上的大巴车价格在20多万，他们的积蓄够得上首付，每月2000多元的贷款虽然会让生活更加紧巴巴，但也能够承受。于是，燕子的丈夫辞了职，开始了“个体户”的生活。
利用工作两年积累下来的人脉，再加上人又机灵能干，他们“生意”做得相当不错。三年下来，小两口不仅提前还完了车贷，还存下了30多万的“买房基金”。
但让燕子大跌眼镜的是，此时，三年前他们看中地段的房价早已不是4000出头，而是两万还多！不要说一套大房子，就是和原来一样的六七十平米的房子，现在要150万，首付就需要45万，然后成为真正的“百万负翁”，“我们辛苦了三年，省吃俭用，结果却是我买不起原来的那套房了！”
燕子说，她现在经常会想各种“如果”，“如果我们当初选择的是方案一，我们用10万块做首付买了那套六七十平米的二手房，月供才1000多。工作平稳轻松，而且一定有了宝宝，也可以享受生活”。她看到自己有很多买房比较早的同学，现在的“生活状态要比我好很多”。
但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了哪里？
石磊的“人性化”生活
同样是在北京，和燕子同龄的石磊走了另外一个极端。
石磊来自于东北一个小城市，父母都是高中老师，家庭状况还算不错。硕士毕业以后，学中文的他进入了一家杂志社担任编辑，年收入6万元左右。
石磊说，他从不抱怨房价，“和我没关系，反正我从来没有打算买。我不想用我的一辈子来换一套房子。”直到现在，他还住在单位附近租住的一套一居室，每月2000元，这一度被很多同学认为有些“小奢”，但他说，“我想住得好一点”。
在吃穿用度上，石磊从不奢侈，但也不会亏待自己，他有丰富的业余爱好和生活情趣，旅游、健身、聚餐，看电影、听音乐会、看话剧，尽管只买最便宜的票，但用他自己的话说，“非常符合人性”。
“我的同学很多都有房了，但是也有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贷款；很多也有车了，因为住得很远，即使开车也要每天花三四个小时上下班，而且基尼系数比我高很多，生活质量并不高。”石磊说，他并不想讨论谁过得更好，只是说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但多少让石磊有点感慨的是房东的儿子小强。和石磊年龄一样大的小强中专毕业，做过两天饭店服务员、卖过一阵子保险，后来都因为嫌累又赚不到钱就不做了。
“他根本不用上班，父母留给他两套房子收租金。”石磊说，其实房东夫妻算不得什么有钱人，都是普通工人，只是计划经济时代各自分过一套房子，后来又在房价低的时候给儿子买过一套大房子结婚用。现在两人都退休了，就搬到远郊区的房山去住，城里的房子用来出租。
“你想一想，我即使这辈子再努力的工作赚钱，我还是追不上房东的儿子，我们俩从出生由于房子产生的贫富差距，几乎是我一辈子都填不平的。”石磊说，这是典型的“劳动贫困”，也就说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摆脱贫困，“所以，还不如随性地享受生活。”
但是，石磊在老家的父母却非常担心他，也不认同他的做法，老人总是担心儿子“娶不到媳妇、养不起儿子”。
“难道我就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的？”石磊一点都不担心，“总有女孩不想那么辛苦地为孩子、房子奋斗一辈子，也肯定有不想嫁一个除了房子什么都没有的大款。至于孩子，让有钱人去生吧。”石磊半开玩笑地说。“我觉得上一代人很渴望富有、渴望出人头地，所以他们买房子、买车子、比孩子，我从不否认他们的方式，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不同的选择”。
燕子的第二次困惑
去年12月7日，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了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经济蓝皮书。蓝皮书指出，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房价比(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约为8.3，而2008年的中国平均房价收入比约为7.3——而世界银行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
大城市的收入房价比更是高的惊人，广州、杭州、大连等城市均已超过10，北京、上海等已超过15，甚至20。而即使在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之前，美国纽约、旧金山这种美国房价最不可承受的城市，房价收入比也不过6.5左右，甚至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
石磊依然快乐着，而现在摆在燕子面前的又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第一，用手里的30万做首付，买一套他们买得起的房子，哪怕只有50平米，哪怕在五环外。然后，每个月还给银行5000块钱，不能生病、不能失业；第二，用手里的30万再买一辆车，尽管会更辛苦，但是这样他们的收入又可以翻一番。
但问题的关键是，北京的房价还会不会再涨一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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