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占英身后这一片就是村里刚刚被征的土地

村委会的“村务公开”，龚占英称自己毫不知情

　　近期，7名“村官”上书全国人大呼吁修改“村委会组织法”，山西大同的龚占英就是其中之一。当选村委会主任5年，她既没拿到村里的公章，也没见过村里的账本。

　　曾被寄托中国基层民主理想的乡村选举，如今面临怎样的窘况?

　　5年前，乡亲们的700多张选票，把29岁的龚占英推上了村委会主任的位子。5年后，这个由村民选出的带头人，还没有拿到村里的公章，也没见过村里的账本。

　　曾被寄托中国基层民主理想的乡村选举，如今面临什么样的窘况?2010年两会召开前，龚占英等4个省的7个民选“村官”自费到北京，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村委会组织法》的修改，也关注中国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艰难现实。

　　这是3月3日，全国两会召开的第一天，34岁的龚占英从北京返回大同。虽然常坐火车出门，但这位当选5年的女“村官”是生平第一次坐卧铺。在她眼里，61元的车票，也够贵的。

　　作为山西省大同市西骆驼坊村的两届民选村委会主任，龚占英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有名的“上访户”。2月底，“两会”即将召开，龚占英又悄悄出了门，独自去了北京。至今未婚的她，这次，“给我妈也没说去哪了。”

　　龚占英看起来有先见之明。2月25日，当她和来自全国另外3个省的6名“民选村官”碰头，准备他们第二天将召开的“关于村委会组织法修改意见”的新闻发布会时，电话打来，另外几位民选村官，包括发起这次“自费进京新闻发布会”的山东农民崔祥联，被家乡警方以各种理由，软硬兼施，要求立即回家。

　　压力太大，其他5名村官连夜坐火车回家了。7个人中唯一的女性龚占英却没有走。2月26日，她和另外一名河北村官王成厚继续“新闻发布”。她说：“我是村民选举出来的村主任，是基层的实践者。我也是公民，要修改村委会组织法，我有义务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光明正大的。”说这话的龚占英，厚厚的嘴唇有些干裂，朴素的衣袖有一角快磨破了。这名在5年前被村民高票推选为村主任并两次连任的女村官，因为得不到镇政府的支持，村委会被村支部“架空”，至今连村委会的新公章都没摸过。

　　村里的地被征了几次，作为村主任，龚占英连自己家的土地是怎么被征的都不知情。

　　“我对不起乡亲们投给我的700多张选票。”3月4日，低头走在冰雪泥泞的乡村土路上，龚占英说。

　　在她身后，就是西骆驼坊村。一排排低矮的民房匍匐在黄土地上，在那里，正上演着中国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举步维艰的窘迫一幕。

　　西骆驼坊村位于大同市东边。这里土地平整肥沃，全村2300人，有4000多亩良田。村子是1960年代修水库时迁到这里的，因为是移民村，一排排的平房规划齐整。这里也是大同市的黄花菜生长基地。每年出产约25万公斤的干黄花菜。黄花菜的价格挺好，对很多村民来说，这是他们种地唯一可能获得的稳定回报。

　　和许许多多位于城市边缘的村庄一样，不断向外扩张的城市发展规划，也使已纳入“大同市御东新区”的西骆驼坊村面临无可避免的“卖地”命运。

　　出生于1976年的龚占英，原本和村庄很疏远。当年她初中毕业就去了城里打工。在县城学电脑，学平面设计，勤奋好学肯吃苦，过个安稳的生活看起来并不困难。

　　2004年“五一”，家里叫龚占英从城里回去“相亲”。也就在这时，西骆驼坊村发生了一件大事。此前，村民们因“得大”(得胜口-大同)高速公路涉及到的数百亩土地被征，而相关的补偿“不清不白”，便拦了施工车辆，和警察发生冲突，事情“闹”大了。

　　村民们开始维权。龚占英也无法回避地参与其中，因为她的父亲、哥哥，就是为村民维权的“积极分子”。那段时间，龚占英积极地寻找帮助，包括到市电视台求助舆论监督等。

　　2005年5月28日晚，大批警力进入西骆驼坊村，一位副市长现场指挥。两天内，村里38人被带走，龚占英和父母也在其中。龚占英在第二天被放了出来。她的父亲和另外几个村民，则在5个多月后才被“取保候审”。

　　龚占英这次没有再回城。她去北京寻找律师为被抓的村民辩护。5个月后，检察院撤销了对村民“妨害社会秩序”的起诉，被抓的村民陆续放了回来。

　　龚占英决定留在村里，不去打工了。因为“年轻人都逃离村庄了，没有人关心村子。老人们又没能力面对村庄的问题。”“农民太弱了。自己的东西被人拿走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人在乎他们的权利。我不愿意就这样逃到城里，离我的父老乡亲远远的。”龚占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