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日本，实现了丰裕的社会，几乎与深陷越战后遗症的美国看齐。这得益于战后日本实行的财富竞争战略，而非二战前的领土竞争战略。所谓领土竞争战略，即尽可能夺取更广域的领土、获得更丰富的资源来发展国家的帝国主义战略，这导致了日本二战战败。而财富竞争战略，并非以军事力量为背景获取大量领土和资源，而是使经济实力更加立体的战略，即只要拥有坚实的产业，再加上繁荣的贸易，就能够使国家发展。在这一战略中，资源从更便宜的地方买来，用于自己的国内产业，而资金则从利率更低的地方借来。即使没有宽广的领土，没有丰富的资源，只要通过进口和加工，再把工业产品积极出口的话，就能够获取财富。

　　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也正是奉行这一战略，在狭窄的土地上，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实现了高速发展。

　　日本在同亚洲四小龙竞争的同时，通过贩卖资金和技术，变得更加富裕。这样，在198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外汇储备一跃成为世界第一。

　　这时，美国学者傅高义创造了“日本世界第一”这一名词。它实际上并不意在表明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而仅仅是在说日本企业的物品制造由于其一贯的经营战略，其生产性已达到了世界第一。作为经济大国的NO.1则依然是美国。

　　但是，这一名词却使美国的劳动者和日本的国民都产生了错觉。美国的汽车业、电器制造商的失业的劳动者们，认为是日本夺走了他们的工作。他们把东芝的晶体管电视机放在丰田汽车上，再用铁锤敲碎它们，进行了激烈的抗议行动。而在日本国内，政论家、经济学家们诸如“日本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日本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下一个霸权国家”、“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的发言层出不穷。在这种错觉之上，大家开始迷惘：通过产业和贸易获得的大

　　量财富除了花在私人兴趣之外，还能使用在哪儿呢？

　　当时，日本的竹下登内阁施行了“家乡创生一亿”的政策，直接分钱给各个市町村。然而，虽然分到了一亿，町村却依然不知道花在哪儿。于是，只有打造纯金偶人、纯金兽头瓦，装饰在办公室里。但是，这又导致了大家的争抢，以及对失窃的担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些町村甚至把打造好的纯金物品直接扔到了海里。

　　1980年代后半期，钱多余到那种程度的日本，至今讲起来如谎言一般。如今的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已经下降到世界第19位，而且是一个存在巨大贫富差距的社会，相对贫苦率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位。无论如何拼命工作都无法成为正式员工、薪水一生都不会涨的现象正不断增加。日本成为这样一种格差社会的契机，正是1980年代末发生的泡沫经济。

　　日本则是土地泡沫。日本人一直“定居”于“岛国”，原本是以种植大米为生的农耕民族。因此，在日本人的价值观里，土地是最重要也是最值钱的。近代日本的第一价值观是“努力”，而我们经常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努力”，叫“一所悬命”。这里的“一所悬命”，指的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一块土地。这体现了农耕民族最根本的精神。

　　正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土地是价值的源头，因此，当日本人手头的钱变得宽裕时，土地自然成为投机的对象。当时，“光东京23区的地价就能买下美国的国土，还能有找零”、“卖掉皇居的话能买下加利福尼亚一个州”、“日本国土的地价能买两个美国国土”等这样的说法层出不穷。在北海道空无一人的原野上，一块毫无用处的原本一坪(一坪= 3.30378平方米)5日元的荒地涨到了一坪5万日元。涨了一万倍。

　　这就是日本史无前例的泡沫经济。它的核心，是土地泡沫。

　　1985年5月，日本国土厅发布的“首都改造计划”被认为是这一切的发端。这份计划写道，将来东京的写字楼将大幅紧缺。于是，针对东京都中心土地的投资一下子活跃起来，这导致了东京地价的飞速上涨，并迅速波及全国。五年后的1989年，即使当时股价已经开始回落，但地价的上涨仍然持续到1990年3月。

　　日本的泡沫经济由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刺激经济即是国际贡献”这一说辞以及“东京才是世界金融中心”这一神话而支撑。在此之上，“Japan As No.1”这一口号的余光也照耀过来。

　　能代表战后日本的作家司马辽太郎在这一泡沫破灭不久后就死去了，他在绝笔——《为了给日本创造明天》(1996年2月12日)中如此描述在泡沫经济中舞蹈的日本人的狂热姿态。“银座的‘三爱’附近的地价……在昭和40年(1965年)的时候还只有450万日元一坪，而22年后的昭和62年(1987年)，却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5亿日元。”在当时的日本，谁都认为明天的价格会比今天高，没有人预测到这一切终有一天会停止。

　　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始于1990年3月地价的突然下跌，这继而导致了日本经济整体的滑坡，因为地价的下跌会导致金融危机。

　　日本的金融都是以土地作为担保的。一旦土地价格急转直落，那么以土地作为担保的债权便全部变为不良债权——这些债权的价值接近于零。1990年代“失去的十年”，正是银行受制于巨大规模的不良债权导致资金不足——即深陷金融危机的结果。从那时候起到2003年，日本经济仅停留于每年1%的低增长率。不，可以说直到今天，2010年，这一低成长状况依然在持续。

　　不过，除日本之外，欧洲各国和美国也一样停留在低成长状态，这并不能归罪于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完成了“近代的最终过程”。拥有增长余地的则是中国、印度这些尚没有完成“近代的最终过程”的国家。

　　有预测称，到2025年，中国、印度的GDP将分别占到世界总GDP的15%和10%。而届时，日本的这一比率只有5%。实际上，这一数值和1820年西洋的近代化尚未波及到亚洲诸国之时的数值一样。1820年，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洋列强尚未进入亚洲，彼时中国的清朝、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日本的德川幕府尚无覆灭的征兆。从那时起，经过200年的近现代化，到2025年，中国、印度、日本占世界GDP的比重恰好和200年前一样。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问题是，到那时，中国、印度、日本的GDP之和将占世界的30%，再加上韩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的话，东亚诸国的GDP之和将占到世界的40%，那时候，东亚应当为世界构建怎样的文明呢？

　　20年前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的日本，在结束“近代的最终过程”后，不应当再意欲描绘增长的神话。我认为日本应当有抱负地提出21世纪新的文明形态和其理念——共生。相对于作为西洋近代文明成长神话的支柱——“民主”来说，“共生”的内涵为通过“以和为贵”超越贫富不均之社会。

　　这，或许是泡沫经济留给日本不多的遗产吧。

　　(本文为日本历史学家松本健一为东方早报撰写，由早报记者王国培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