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10点，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法庭，气氛有些压抑。

　　杨艳(化名)在法庭上站得很直，很恭敬的样子，每次回答法官或者公诉人问话前，都会答应一声“到”。

　　这个1986年出生的小姑娘如果换掉这身囚服，应该是蛮靓丽的，高高的个子，身材不错，脑后扎着时下比较流行的“丸子头”，瘦削的脸，只是一进法庭就显得特别紧张、惶恐。她确实有些承受不起这样的氛围，800多克高纯度的毒品从她带回国的皮箱里被发现，而且是被精密地缝在夹层里。再不懂法的人也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样的惩罚，辩护律师甚至透了底，“这可能是一条年轻生命的代价。”

　　“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有毒品。”杨艳摇着头，声音带着哭腔，她说这个包是KEN让她带回来的，里面说好是一些样衣，为此她能拿到3000元的辛苦费。

　　这个KEN是个黑人老外，杨艳在网上认识的，家里人只知道这个黑人叫“肯”。

　　在杨艳老家广东，认识个把老外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杨艳尽管只有高中学历，但是做过一段时间的外贸质检员，外语水平也算可以，在网上认识了KEN之后，两人聊得很欢。

　　KEN说自己是南非人，在中国做服装外贸生意，看起来挺有钱的。这让杨艳颇有好感，两人很快成了“亲密朋友”。

　　今年5月初，KEN突然告诉杨艳，可以出钱请她去马来西亚玩，不过回国时，要帮他从吉隆坡的哥哥那里带一些样衣。

　　KEN给杨艳买好机票，给了她450元美金，还说带衣服可以再得到3000元的报酬。

　　杨艳欣然前往。

　　在吉隆坡待了四五天，杨艳并没有受到KEN哥哥的款待，只接到KEN的几个电话，让她回国上飞机前给他打个电话。

　　后来KEN的哥哥帮杨艳订好了机票，目的地居然是杭州，还让她回杭州后自己坐车回广东。

　　离飞机起飞前2小时，KEN的哥哥匆匆忙忙拎来了一个皮箱，当着杨艳的面打开，里面有10来件衣服，杨艳拎着就上了飞机。

　　在萧山机场，她的箱子被海关缉私分局截住了。警方从箱子底部夹层里割出一包毒品，经过仔细检查又在上面夹层找到一包，一包有541克，还有一包296克。海洛因含量都在71%以上，属于比较罕见的高纯度毒品。

　　杨艳在庭上说，确实做错事了，带了毒品，但她不是明知有毒品才带回来的，请法官宽恕她。

　　但公诉人纠正了她。公诉人说：“在我国的法律里，‘明知’概念分为知道和应当知道，也许你是不知道包里什么位置包着毒品，但是从你的实际情况可以证明，你是应当知道别人花了3000元让你带回的皮箱肯定有问题。”

　　“你也怀疑，几件衣服用得着花这么大钱和周折亲自出国去拿，就不能邮寄吗？可见你应该猜得到这里有猫腻，但你还是做了。”

　　“你的家人曾经都劝过你别去，怕你被出卖了，干坏事，可是你为什么坚持要去？”

　　“他们给你买的飞机票是回杭州的，这个根本说不通，难道你没有怀疑过？”

　　这些质疑，杨艳都答不上来。

　　不过，她的律师为她辩护说，从种种迹象看，杨艳和KEN已经是异性朋友，有一定感情，所以KEN出钱让杨艳去旅游还是说得通的。皮箱的毒品包在夹层里，缝得很精致，就连海关人员也是费了劲才找出来的，何况一个小姑娘，被蒙在鼓里也是常情，她不应该被判走私毒品罪。

　　昨天，法官没有当庭宣判。

　　快休庭时，杨艳的妹妹悄悄地坐到了旁听席，和姐姐照了面后，姐妹俩都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