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矿上开展创星级公路会战。作为普通机关人员，郭明义只负责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的工作。但为调动作业区20余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他说只要大家加班加点，超额完成每天工作量，就天天请他们吃饭。

　　十几天里，大家每天都干到八九点钟才收工，他也每天都请大伙到饭店吃饭。

　　当时人们以为郭明义请吃饭的钱肯定能报销。但事后很久，大家才得知，他在饭店赊了2000多元的账。

　　当时郭明义一家收入还不足1000元，而且他还在捐款助学，早已囊中羞涩。在外地进修的妻子回家后，才用家中仅有的一点积蓄，抹平了这笔账。

　　在他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给别人的，没有什么比帮助别人更重要。

　　2009年春节前夕，郭明义午休前接到血站的电话，问他能否提前捐献血小板。他知道血小板保存期特别短，一般都是按照预约的捐献时间采血，没有重症病人血站不会打电话。

　　天降暴雪，道路难行，郭明义跑出很远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到血站。一名重症孕妇正等待他的血液。

　　血站让他献一个单位的血小板，他不肯，“不行，还有孩子呢。”最终他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采集结束时，疲惫的他在采血床上睡着了，孕妇母子则平安得救。

　　今年3月，辽宁一大学生患上尿毒症，无钱换肾，家里唯一有收入的母亲准备捐肾救女。

　　“她妈妈可是家庭的支柱啊，身体万一垮了怎么办？”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郭明义当即决定捐肾。开车送他去医院的朋友钟明杰一听缘由，也要捐。

　　人体有两个肾脏，摘掉一个之后，仍然能够存活。这是果断得近乎鲁莽的郭明义和他的朋友对于肾脏的全部了解。

　　郭明义的肾没能捐出去，因为不匹配，他扔下身上全部的200元，“出来急，就带这些”。

　　郭明义76岁的老母亲得知这一事情后，拿起电话就哭：“这么大的事，咋不先给我通个气呢？”妻子又心疼又后怕：“你觉悟再高，自己的身体不要了？”

　　其实，郭明义并不是不愿意跟家人商量。他的思维常常简单得惊人，他没觉得这是件多么重大的事，以至于当人们赞扬他的崇高时，他会感到不解。

　　鞍钢的很多人都是在浴池里认识郭明义的。在这里他一边为工友搓澡，一边介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识。

　　1990年，齐矿号召职工参加义务献血，此后20年，郭明义坚持每年献血，累计无偿献血达6万多毫升，相当于他身体全部血量的10倍。

　　工友张国斌13岁的女儿患上白血病，他在矿上发起爱心捐款的同时，更思考要救孩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国内捐献者不多，配型成功的概率低。能不能在矿里组织捐献活动，每增加一个捐献者，不就增加一分希望吗？

　　于是他自己动手写无偿献血倡议书，向工友宣传。下班后工友洗澡，他常常不顾劳累，跑到澡堂里帮助工友搓澡。“我帮你搓搓背。”“不用，不用……”“没事，我来，我来……”郭明义说着就开始搓。他一边搓，一边介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识。

　　搓完一个，他又接着给另一个人搓。两个多小时后，工友们都洗完澡走了，他自己才开始洗澡。有时候，连热水都没了。

　　还有很多人收过郭明义的手表。这些手表都是郭明义捐血小板换来的纪念品。鞍山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李莎说，郭明义每月都来献血小板。一个单位的血小板相当于800毫升的全血。捐一个单位，血站就会送一台榨汁机或豆浆机这样较好的纪念品。但郭明义每次都推说家里有，要求换成4块献200毫升血时送的手表。每次都是如此。血站的工作人员不理解。后来矿上来献血的人说，郭明义把那些手表都送人了，同时他又发动别人也跟着他一起献。

　　这时的郭明义就像橡皮糖，甩都甩不掉。“我都觉着特不好意思。别人一拒绝，我就蔫了。他倒好，追着别人说。脸皮‘特厚’。”郭明义的“发小”李树伟说。

　　很多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被郭明义反复“骚扰”过。鞍山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宋红梅说，以前郭明义经常中午的时候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而且隔十分钟就打一次，语气总是很急促：“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工作人员也有点不高兴。后来才知道，老郭家没有电话，自己也没手机，只能中午休息的时候到办公室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

　　后来，老郭终于有了手机。他就常常早上6点多或在晚上10点多给宋红梅打电话，让她寄一些捐助对象的档案。“现在休息的时候，要是接不到他的电话，我们反倒都不习惯了。”

　　郭明义要是黏起人来，谁也躲不开。有一次同学聚会后，大家张罗去唱歌。郭明义说：“我不会唱歌就不去了，单位还有事，我得回去上班。”怎么拦也拦不住。几个女同学说要跟他一起回去。这时，郭明义偷偷对李树伟说：“有女同学跟我走，只好打车啦！我兜里只有5块钱，借我10块钱吧。”

　　第二天是星期天，早上5点多钟，李树伟家的电话响了，是郭明义要还钱。李树伟说：“不要啦。”第二天早上5点多，电话又响了。一连几天，早上5点多，李树伟家的电话都会准时响起。“李树伟，你快去取吧，我可受不了了。”李树伟的老婆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