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第一案被告人

　　几经诉讼最终判无罪

　　时间追溯到1986年，也是在陕西汉中，发生了全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实施安乐死的是汉中市传染病医院的医生蒲连升。

　　1986年，一名身患绝症的病人夏素文住进了汉中市传染病医院。病人发病后，呻吟不止，惊叫不安，坐卧不宁，痛苦不堪。儿女不忍母亲这样受苦，跪下求当时的负责医生蒲连升：“叫我妈早点儿走吧!”

　　蒲连升在处方上写下“家属要求安乐死”之后，为病人开了处方——复方冬眠灵100毫克。

　　次日凌晨5点，护士找到蒲连升说：“病人不行了。”

　　夏素文死亡时间为凌晨5点，从注射药物到死亡经历了19个小时。

　　蒲连升没有想到，3个月后，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了他。在看守所的492天里，蒲连升一直觉得自己很冤枉：“我作为一个医生，在我医生范围之内，尽我医生的职责，减轻病人的痛苦，何罪之有。”

　　1991年，汉中市人民法院宣判蒲连升无罪。检察机关不同意这个判决，提起抗诉。一年之后，法院终审判决蒲连升无罪。

　　游走法律道德边缘

　　能否合法尚需时日

　　事实上，即使是今天，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安乐死是否合法仍然备受争议。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

　　上世纪50年代，一些国家开始尝试为安乐死立法。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布的《自然死亡法》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安乐死的法案。

　　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了默认安乐死的法律，此后又放宽了安乐死合法化的尺度。1999年8月10日通过的最新修正案规定：凡16岁以上的人，若患绝症到生命末期，均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安乐死，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有此要求须经父母同意方可。这一规定使得荷兰如今每年大约有2.5万人以安乐死的方式离世。

　　1996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但实施一年后，即被推倒。

　　正是因为安乐死本身就游走于道德与法理的边缘，所以关于安乐死的话题一直持续，却一直没有定论。尤其在中国，亲情、文化、伦理、道德与法律相互冲突——是看着亲人在痛苦中延续生命，还是随他意愿用外力助其结束生命?

　　2007年，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28岁女孩李燕向全国人大提交了“申请安乐死立法议案(草案)”。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她希望能够有尊严地离开人世，并将自己的器官捐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似乎生命这样的延续，在她看来才更有意义，她曾对媒体这样说道：“我希望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如果不能，我宁愿死去。”

　　在某网站一个关于安乐死的调查中，71.9%的网友表示，如果患绝症，会选择安乐死。

　　但与此同时，反对者的声音同样值得重视：安乐死合法化后是否会被滥用?是否会冲击现有的伦理道德?

　　事实上，安乐死并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事情，它所涵盖的法理以及技术方面的问题，同样显得十分棘手。

　　对于其法律后果，一直延续着两种争论：一方认为，安乐死不能阻止行为的违法性，仍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另一方则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具备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但安乐死是在病人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其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常行为，因而不构成杀人罪。

　　有专家指出多重问题：一旦安乐死变得合法，怎么防止利用这一手段进行谋杀、逃避赡养、掩盖医疗事故等问题?实施过程中如何能做到合法，并保证有多重相互监督制约?为此，安乐死需要一整套完备、严密的法律体系来支持。

　　对此，陕西省人民检察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检察官称，以中国目前的国情以及执法的现状来看，安乐死合法化的条件并不成熟，“或许在满足一小部分人希望实施安乐死的意愿之外，会有更多的人拿着法律，行杀人之实”。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秘书长罗冀兰表示，与其呼吁安乐死合法化，不如给予病人更多的临终关怀。全国每年有700多万人因病痛离世，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临终关怀，“医院做好普及关怀，或许比安乐死更能安慰病人及家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