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于建嵘昨天发了条微博，说他卜居的京东宋庄镇小堡村——— 知名的画家村，有一马哥，北京某大厂退休工人，其夫人马嫂乃该村农民。于教授问他俩当初如何走到一起。“马哥言称，走错了门，当年也算工人老大哥，五十岁可以找一个十八岁的郊区姑娘。马嫂双手叉腰怒言，工人牛什么啊，现在十八的小伙能找一个五十岁的郊区女人就算有本事了。”

　　这俩夫妻之间的玩笑话，可窥见这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在三十多年前，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几乎可视为两个世界。因户籍造成多少现代版的“陈世美”和“秦香莲”，就如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刘巧珍。农村子弟跳出“农门”，是何等的艰难。考上大学的农家孩子，在拿着通知书“农转非”的一刻，能感觉到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尽管户籍的鸿沟还在，但城镇户口的光芒不再，尤其在郊区，农村户口远比城镇户口有含金量。

　　但是，不能因为农民可能因为拆迁而富裕，就眼红他们，觊觎人家的财富。中国农民为了工业化长期承受巨大的剪刀差，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好不容易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农民拥有的土地升值，难道他们就不能受用升值带来的财富？

　　重庆市政府近期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1000万农村人口转为城市户籍。媒体近日报道，重庆许多高校的校方强迫农村户籍的学生“农转非”，部分大中专院校因学生干部未带头转户口遭撤职。这样的新闻不能不让人觉得有关部门打农民土地的主意，似乎并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下，由于高校的急剧扩招，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巨大，而农村学生由于其人脉关系不如城镇学生，在就业中更处劣势，家里的田地和宅基地是他们唯一的退路。把他们的立锥之地都拿走，将会产生何种危险后果？

　　宜黄事件后，该县一名笔名为“慧昌”的公务员，撰写长文为地方政府暴力拆迁辩护，甚至喊出“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在前两天接受采访时，依然老调重弹：“政府怎么可能违法违规呢？缺什么手续随时可以补上。”而且认为要高价的被拆迁被征地的农户是贪心不足，如果政府不开发那块土地，他们的土地就一钱不值。似乎他们的财路是政府带来的，理当感恩加配合。——— 基层官员持这种观念的不在少数，难怪暴力拆迁事件接连发生。

　　且不说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在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的时期，地价一定会飙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东京等都市的边缘不知造就了多少农民亿万富翁。就算是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使一部分农民得到好处，难道这不是各级政府应该做的吗？某一个人有一块地，碰上了商业开发，只能说他运气好。旁观者可以道德上指责某个漫天要价的人贪心不足，但讨价还价是人家的权利。如果要惩罚这人的“贪心”，大不了修改规划，不要他那块地，让其发财的梦破灭。没有任何人和组织可以用暴力的手段去剥夺人家的房屋和土地。

　　昆明的“钉子户”房屋四周被逼迁者所挖的壕沟，在媒体关注下刚刚填平，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古寨村又发生暴力拆迁致使一死一伤的惨剧。晚明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曾评价“非法之法”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 利不能给下层的人得到，福必定都集中在上层。可那是四五百年前的帝制时代呀！为什么今天还有人见不得农民得到一点好处？（十年砍柴 知名网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