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价率先上涨。去年12月，居民用水调价方案通过，分三年上调，第一年每吨水上调0.3元。市发改委表示，水价调整是针对北京市水资源紧缺形势，发挥价格机制对用水需求的调节作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电价调整也是箭在弦上。明年上半年，本市将出台阶梯电价方案。有媒体称，阶梯电价实质上也是变相提高电价。

　　天然气上涨的呼声，则更早。中石油高层之前多次公开呼吁调整价格，称国际气价上涨难以承受巨额亏损。今年5月31日，被媒体称为“天然气价改的第一枪”响起，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提高国产陆上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的通知》，宣布自6月1日零时起包括西气东输等在内的国产陆上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每千立方米提高230元，同时取消大港、辽河和中原三个油气田的价格“双轨制”。随后，全国各地陆续上调天然气价格。

　　“来路坎坷，多环叠加”，这是一位业内人士对天然气等产品的定价机制的概括。

　　北京燃气集团一位负责人介绍，北京燃气集团和北京电力公司，这些都属于公共资源产品的供应企业，不是生产单位。比如燃气集团从上游单位中石油购买天然气，然后销售给下游的市民。电力公司介绍，北京电网要从上游单位例如煤电厂等购电，再将电输送到千家万户。在这个过程中，供应企业还要负责投入建设管网设施等。

　　据介绍，天然气从产出到终端用户使用要经历产、输、配三个环节。上游勘探生产主要掌握在中石油、中石化及中海油手中，中游长输管网也主要由上述三大企业垄断，下游负责终端配送的是各城市燃气公司。

　　对应天然气产业的三个环节，分别有出厂价、门站价、终端价三个价格，其中出厂价加上管输价形成城市门站价，然后加上城市管网输配费后，最终形成终端用户价格。产、输、配三环节均由政府定价。

　　北京燃气集团安全运营部经理许彤介绍，与其他可替代能源价格相比，国内天然气价格相当于等热值液化石油气价格的四分之一，燃料油价格的三分之一，进口天然气价格的一半左右。价格偏低刺激了国内天然气需求的迅猛增长。

　　一个通俗的比喻是，家里如果烧一壶热水，用电水壶烧水的成本是用天然气烧水的五倍。

　　在天然气价改方面，显然中石油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中石油一位高层公开表示，定价机制是横亘在国内天然气市场面前的难题，没有合理的定价机制，丰富的国际资源就难以通畅地进入市场，保供将注定只能解决一时之急。由此或可理解，“低价”成就了现在的气荒。

　　以即将通气的西气东输二线为例，中石油在新疆口岸获得的税前进口天然气进口价即达1.7元/立方米，税后价格更达2元/立方米左右，而这些资源通过绵延数千公里的管道输往华东华南后，其市场售价也仅在3元/立方米附近。对中石油来说，这显然是笔亏本的买卖，其涨价努力也就自不待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彭宗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涨价也可以说是企业、政府、居民利益的一次再分配，比如上调油价，政府要重新买单，出资给公交单位或者出租公司予以补贴，中石油这些企业因涨价能够调整盈亏，减少亏损，而消费者需要多付钱，每次涨价都是一次利益再分配。

　　涨价也可以说是企业、政府、居民利益的一次再分配，比如上调油价，政府要重新买单，出资给公交单位或者出租公司予以补贴，中石油这些企业因涨价能够调整盈亏，减少亏损，而消费者需要多付钱，每次涨价都是一次利益再分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彭宗超

　　定价机制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应该与居民平均收入相匹配。

　　——北京市燃气办主任许红

　　据悉，此次本市之所以调整天然气价格，是因为门站价高近三毛钱，也就是中石油提高了销售给北京燃气集团的门站价。作为此次天然气调价的听证人之一，北京市燃气办主任许红介绍，天然气的价格主要是由基价和成本两部分构成，此次调整成本不变，而是基价上涨。

　　对于此次调整后的天然气价格，许红说，虽然北京市的天然气价格不算低，但是相比于北京市的平均工资收入，目前的定价，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北京和上海相比，由于上海的门站价格高出北京近一倍，所以上海的天然气销售价格更高。许红认为，定价机制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应该与居民平均收入相匹配。

　　去年，北京水价改革方案提出，上涨水价将会把增加的财政收入设立水资源专项基金，涨上来的钱不用于垄断企业，全部由财政建立专户。这个专项基金用于奖励节水，推广和研究节水器具等，并承诺将定期公开基金使用情况，实现全透明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刘新民认为，政府要加大对公用事业的投入，确保城市公用事业投入与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同步。另外，要建立价格调节基金，对普遍服务承担者、低收入者等给予补贴。这一观点与水资源专项基金的设立不谋而合。

　　另外一个现实是，尽管目前的调价多采用国际通行的听证方式，但也不乏诟病之声。很多公共产品的调价方案都是由企业提出，然后报相关部门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听证代表经常会听到有企业提出成本增加，企业亏损严重之类的言辞。

　　回龙观的李芬和“胡同里”的老宋一家对此的关切是，“一些垄断企业可能用涨价的方式，来转嫁亏损，因为我们不知道企业是否真的亏损或者说企业的员工是否真的几年没有上涨工资。也许企业还可能通过涨价来谋利益。”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彭宗超认为，价格听证应该基于第三方提供定价成本等相关监审数据，而且相关数据应该公开透明。

　　但至少在目前，这样的监审付之阙如。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