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菊芬能坦然面对死亡，但却无法坦然面对自己的女儿 本报记者 张训武摄

　　外人很难揣测，当杨菊芬作出捐献遗体的决定时，究竟是赎罪的成分多些，抑或像她所说“只是为了减轻女儿的仇恨”？她是“名震江湖”的“黑老大”蒋家田的情妇；现在，她是一名等待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死囚。更准确地说，或许，她是一个只能通过遗书向女儿陈述往事、忏悔罪过的母亲——如果死刑复核核准并被执行。这位 “黑老大情妇”生命最后的救赎能实现吗？相关专家表示：如果她被执行的是注射死刑，才存在捐献遗体的可能；若是枪决，则她的愿望终将落空。

　　等待复核的日子 从煎熬到坦然

　　早就知道结果了，没什么好害怕的

　　寒风呼啸而过，为杨菊芬的双颊添上了一些潮红，这抹健康的色泽映衬着她满脸的笑容，让人很难将死亡与这个未满三十岁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与其他在押人员相比，目前被羁押在五华区看守所内的杨菊芬，确实有种超乎寻常的坦然，让人能够清楚地分辨出，那份淡定并非出自伪装。“早就知道结果了，没什么好害怕的。”坐在沙发上的杨菊芬抬眼看着对面的管教民警，示意这种平和心态与对方的工作密不可分。

　　与杨菊芬面对面之前，记者从管教民警处得知，在拿到一审死刑判决的结果后，杨菊芬一度出现剧烈的思想波动，那是人类在面对死亡时的本能反应。其实，管教民警也很难判断，自己、同事以及室友的开导和安慰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总之，在经历一段时日的以泪洗面、夜不能寐和拒绝交流后，杨菊芬似乎平静地接受了死刑这个结果。

　　最难熬的，也许正是现在这段等待死刑复核的日子，因为不知道在哪一天，就要和世界说再见。“两年零两个月了，时间太漫长……”杨菊芬幽幽地说，被羁押在五华区看守所的这段日子，对她来说，用“度日如年”来形容再贴切不过。

　　即使自称做好了心理准备，杨菊芬还是会选择用“判决结果”来代替谈话中不可避免的“死刑”一词。这个反复强调“世界上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妈妈”的女人，在自责连累母亲遭遇牢狱之灾的同时，自然也想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对年幼女儿未尽的责任。

　　在人们指责蒋家田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社会带来的危害时，很少有人想过一个问题，一旦蒋家田和杨菊芬双双被执行死刑，他们5岁的女儿将就此成为孤儿。对此，原本已经选择放弃的杨菊芬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希望“得到一个继续照顾女儿的机会”。最后的挣扎显得有些徒劳，今年8月27日，随着一纸判决书的到来，杨菊芬的愿望再无实现的机会。省高院作出终审宣判：驳回蒋家田、杨菊芬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处死刑的判决。

　　只是这一次，杨菊芬没有显得过于失望，“其实二审开庭时我就有预感，改判是没有可能了。”

　　麻雀变凤凰的日子 来自钱的诱惑

　　决没想过将人生跟“黑社会”联系在一起，那是影视剧中才会出现的情节

　　和当地大多数女孩一样，因生活拮据无力支付学费，出生在保山市龙陵县的杨菊芬读完小学后便辍学在家，平日里，帮母亲蒋满英做些简单的农活和家务。在那些终日奔忙于田间地头的农村少女中，她是颇有几分姿色的，这一点杨菊芬很自信。那时候，她对于金钱的概念，只不过是在改善家里的生活水平之余，能有点多余的闲钱为自己置办几件化妆品，满足一个少女展示美貌的小小虚荣心。

　　她决没想过将自己未来的人生跟“黑社会”联系在一起，那是只有影视剧中才会出现的情节。

　　但人生如戏。16岁那年，不满足于现状的杨菊芬离家前往瑞丽打工，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张姓友人。2004年，在昆明开洗脚城的张某邀她到店里帮忙，做些煮饭看门之类的杂活。正是朋友的关照，无意间促成了杨菊芬与蒋家田的相识。

　　当初蒋家田提出要和她在一起时，杨菊芬大感意外，他们之间确实投缘，但与爱情不沾边。那年，杨菊芬23岁，拿着每月几百块的工资，思忖着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和昆明城里的姑娘一样时髦漂亮。面对蒋家田非同凡响的经济实力和“江湖地位”，杨菊芬很难抵挡住诱惑。很快，她与蒋家田同居，过起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每月从蒋家田处领取充足的生活费后，杨菊芬抽出大部分寄回农村老家。面对这笔与她实际收入天差地别的款项，父母察觉到了女儿生活的变化，追问她究竟和什么人在一起。“就是一个比你们年龄都大的人。”被逼急了，杨菊芬只能用这句话暂时搪塞，丝毫不敢提及蒋家田“黑老大”的身份。但仅仅是与蒋家田28岁的年龄差异，就已经让其父母无法接受。

　　强压之下，杨菊芬考虑过离开蒋家田，她偷偷从对方每个月支付的上万元家用中攒下一部分，意在为将来无依无靠的生活留后路。蒋家田对此一无所知，也不会知道，一个小生命的悄然而至，会导致两人的关系峰回路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