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在《我与地坛》里，史铁生这样说。时间过了整整20年，在2010年最后一天的凌晨，死神将史铁生带往天国，让无数人的元旦节成为一个忧伤的纪念日。

　　史铁生的存在，是一种生命意义的象征，是一种生活姿态的象征，更是一种测量社会的象征。他是作家，是残疾人，更是公民。他多重身份的存在，为浮华时代的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片宁静世界，为救赎困顿的个体生命，反映现实的文化隐痛，体察社会的沉疴痼疾，都提供着重要的路径。

　　现在我们纪念史铁生，就是在纪念一种伟大的存在。这样的存在，或许永远无法复制。

　　“一个生命的消亡将预示着另一个生命的诞生”，尽管史铁生曾这样说，但史铁生的生命消亡，或许只会让人感受到一种难以填补的文化空洞。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史铁生的宁静，是一种规格极高的品质。现在他的离去，或许会让这种文化宁静变成彻底沉寂，从此再也没有哪一种生命诞生，可以改变这曲死亡的绝唱。

　　史铁生在中国文学界的存在，是寂寞的。没有史铁生的中国文学界，只会更寂寞。史铁生的写作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存在。在他的苦难记忆中，在他的生命沉思里，始终不曾偏离对个体真实的坚守。他有太多苦难的记忆，也有太多生命的沉思，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装扮成知识分子去进行家国叙事。

　　这样的写作姿态，在这个利益代言与精英自负的年代，看似“小我”，甚至是“无我”，很多时候，它恰恰验证出那种“大我”写作的渺小。史铁生强调“写作的零度”，放弃强力与阿谀，选择温和与宽容。他这种个人立场，他提供的战胜和超越困顿的力量，对于许多长期徒劳地寻求制度救赎的个体生命来说，就是强大的慰藉与救济。

　　中国当代文坛能有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无比幸运的。它为文学照亮人的心灵提供了重要的力证。关于《我与地坛》，韩少功曾这样评价：“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1991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的确，在走过上世纪80年代那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之后，《我与地坛》的出现，以人性与生命的方式，填补了一种文化的断裂与空白。

　　作家史铁生的生活姿态，也是一种残疾人生命意义存在的象征。作为残疾人，他凭借自己的才华与学识，让生命拥有更大的尊严。史铁生数十年与疾病作斗争的生命姿态，就是残疾人以公民身份贡献社会的存在，也是残疾人值得社会尊重的存在。

　　遗憾的是，要祛除歧视残疾人这样的社会毒瘤，现在仍存在很多制度困境。就在前两天，在首都国际机场的深航值机柜台前，竟然发生让残疾旅客签生死状，否则不准许登机的丑剧。梭罗说，“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如果一个社会不懂得尊重与理解残疾人，又怎么可能尊重每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呢？

　　史铁生是作家，是残疾人，但他更是一个公民。史铁生最后的遗愿，是把他的脊椎、大脑捐给医学研究，把他的肝脏捐给有需要的患者。这个曾经在生与死的叙说中实现个体深刻存在的生命，最后以完全的公民身份告别人世，而他的灵魂将归于地坛。

　　“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离开地坛许多年以后，他在《想念地坛》中这样说。现在，那个曾经在地坛玩耍的孩子终于回去了，他的灵魂在那里将永远安宁。 （原载于《晶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