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报道称，中国九成食品含有添加剂。加上在4月份集中曝光的染色馒头、毒豆芽、毒生姜、牛肉膏等食品安全事件，民众突然发现，中国食品安全已经撞击了承受的底线。眼下，媒体和社会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监管渎职和道德滑坡，鲜有人将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与农村的衰败联系起来。

　　“我们GDP成为全球第二，但农村还停留在原始状态。最近出现的墨染粉条、毒奶粉、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忽略了农村，只把目光盯在城市，忘记了农村的生产有多么低水平。”

　　说出上面这段话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正在大力养猪的亿万富豪、网易的CEO丁磊。在铺天盖地的分析评论中，我认为只有他的分析直指了中国食品危机的根源。

　　把食品危机根源完全归咎于农村衰败过于苛刻，但是当下的农村真实的经济萧条，绝对是加速过去这些年食品安全不断恶化的最重要根源。如果农村没有那么多的荒地，农民务农积极性较强，劳动力没有大量外流，中国的食品安全绝对不会呈现出今日这般的惶恐不安。

　　每年春天我回安徽老家的时候，都会被这美丽的油菜花所吸引。可如此美丽春光之下的农村，只剩下了常年缺乏母爱的留守儿童和医疗保障不全的老人，只剩下了符号性的房子，只有了臭烘烘的水沟。

　　中国农村现在真实的衰败和萧条状况，绝对超出了多数人的想象。农村的生产水平已经十分低下，青壮年劳动力长年在外。特别是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幅度下挫，土地荒芜成为普遍现象。

　　这种模式的长期存在，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其最致命的负面影响是农民自己不养猪、不种粮食了，更别奢谈畜牧业、渔业、林业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了。于是，食品全部等于工业化生产制造。

　　上世纪30年代初期，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描绘了农村的活泼和繁荣景象。现如今的“江村”，在GDP增长上固然较之当年已经不可等量齐观，但是如果将全国十几万个农村整体联系起来看，农业发展的确未必能够达到江村的水平。当然，这里所说的发展并非是物质层面的，而是整体的发展质量，从粮食种植、副业发展、贸易、家庭、宗族等多方面衡量下来。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波及到最偏僻的小县城，乃至山区的乡镇。我曾经走访了安徽和江西的小县城和乡镇，最近两三年的房价普遍一飞冲天，很多国家级贫困县的房价都已经超过了4000元。在如今的经济浮躁年代，“江村”式经济被房地产农村经济所代替。

　　现实是，虽然多年中央政府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但有些地方政府却没有把农业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没把心思放在改善农村红利面临枯竭的问题。地方政府的不重视，加上农民在城市的收益远高于农村，农民自然没有动力提高农村的生产水平。去年11月，一本叫做《中国在梁庄》的书，以近似纪实手法呈现了梁庄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大国敝村”成为过去这么多年，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无奈现实。

　　只有从现在开始，尽快转换“盖楼”城市化模式，重新审视农村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同时辅以强力监管和社会道德体系建设，食品危机才有正解。只有中国农村的经济状态能回归正常生产，到时候，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业化流程生产出来的食品了。（倪金节 财经专栏作者）